2005年10月31日来源：经济观察报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中共中央再三强调“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并诉诸大政方针，重点帮助那些没有从经济进步中受益的社会成员，必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显著影响。对此，社会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收入分配也再度成为焦点话题。


在各种各样的解读中，注意力普遍集中在“有效调节过高收入”上。有学者称，“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是最轻的”，而要转移财富阶层的过高收入，不外乎要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现在来看，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的重点在于“济贫”，不会太多考虑“劫富”。有人表示，这样的税改，无助于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无助于实现“共同富裕”。


其实，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固然亟需提高，但中国对工资薪金实行的是5%至45%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月薪超过5000元，税率即为20%，月薪超过10万元，税率已达45%，税率不可谓不高，量化手段不可谓不繁琐，是“高收入者多缴税”的典型模式。不过，按照一些人士的理解，这种调节力度显然不足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


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矛盾是因利益扭曲所致，因此，化解矛盾必须注重社会利益调节。但是，意图用个人所得税来调节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并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个税问题不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而富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获得高收入，也并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


公众最为痛恨的，其实是权钱交易、贪污腐败所带来的灰色财富。过去，主要表现在利用“双轨”价差牟利、利用要素市场化进行“寻租”，现在，更多的表现为土地批租转让和资金信贷等领域的腐败现象。再如，最近的“官煤”撤资一波三折，官煤一刀难以两断。凡此种种，均是对国有资产和社会财富的瓜分。权力紧缩，法律松弛，必然引发广大人民的不满，这才是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诱因。


富士施乐走私丑闻升级九大地产富豪楼市败笔

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人士依据自己的个人理解，片面强调以所谓的“罗宾汉税种”实现“共同富裕”，不但无助于维系社会公正，甚至可能会造成人民群众的新一轮失望，反而会加剧社会矛盾。


可以预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反腐败还将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公共需求，这就需要政府提供与之适应的公共产品服务。所以我们认为，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所强调的“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产生、巩固执政党地位的治本之策。


另外，我们应该完整地理解《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的表述，将缓解社会矛盾的着力点，从单纯的“有效调节过高收入，规范个人收入分配秩序”转到“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要求，而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则是一个长治久安之举，因为一个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社会稳定和进步的基础。


这个“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从哪里来呢？我们认为，它应该从低收入者阶层而来，它应该从“蓝领”劳工阶层而来。当劳工权益得到了有效保障，劳工待遇也会随着经济增长不断提高，劳工就有可能逐渐成为中等收入阶层。一个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是刺激和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这个群体的崛起，可以带来巨大的国内市场。这样，整个社会都将从经济进步中受益。


当然，一个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阶层，也必然有着更为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政府应及时扩大公民依法参与社会治理的空间，使各个阶层在参与社会活动中建立新的和谐关系。所以说，缩小社会差距，致力均衡发展，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税收问题、经济问题，它更涉及到公民权利的保障与民主法制的建设。就分配谈分配，没有出路。


作者：本报评论员 仲伟志

仇富就接近公正了吗
2005年10月30日11:40 　 中国经营报 　 秋风
关心穷人是一种美德。然而，假如对于穷人的关心走向极端，变成对富人、对财富、对市场的仇恨，则这种激情与漠视穷人的冷酷，具有同样可怕的后果：扩大社会的裂痕，激化社会的对立，从而使社会无法正常地运转。

鉴于中国的经济高增长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因而，有一部分富裕起来，乃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当然，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恰恰是法治不健全、权利并不平等的时代。很自然地，高速增长的成果，并没有被所有人分享到。相反，有些人的境遇可能相对地、甚至绝对地变坏了。比如，本来拥有土地的农民，因为政府强制征地失去了土地，但又没有得到充分补偿。很多国有企业工人失去了工作岗位、国家福利，生活相当艰辛。
贫富差距，广大弱势群体的贫穷、不幸与痛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同情。政府也有意采取措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然而，这种同情，在某些人士那里，逐渐地蜕变为一种仇恨。有人公然地主张“仇富”，比如媒体上有的文章标题就是，《穷人就应该仇富，谁叫富人敢瞧不起咱穷人》，《我想不仇富，但中国富人让我想不仇富都难》。
仇富情绪也遮蔽了某些人的理智，使他们遗忘了最起码的伦理与法律戒律。马加爵、王斌余故意杀人的极端反社会行为，也似乎成为反抗富人剥夺的英雄行为，而得到很多人的喝彩，仿佛贫困可以让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豁免全部责任——这是尊重穷人还是蔑视穷人？
富人群体，也绝非铁板一块。比如在浙江这个市场机制发育得最健全的地方，很多商人或许已经家产过亿，但他们的财富是依靠自己的企业家精神创造出来的。即使在法治最为健全的国家，他们也依然会成为富人。仿照吴敬琏先生的“好市场经济”与“坏市场经济”概念，可以把他们称为“好富人”。
人们本来是应当欢迎好富人的，这样的富人越多越好。因为，他们致富的过程，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而改变穷人境遇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之下的经济增长。他们在积累自己财富的同时，不仅不会制造穷人，反而会让更多的人摆脱贫困。
推测起来，让那些评论家愤怒的，应当是富人中的“其他人”。首先是某些官员。在最近公布的一个案件中，一位县委书记，家庭资产竟然达到3000万元！而他的财富来源，只能是化公为私或权钱交易。
另一类富人，则通过攀附权力而获取财富。他们或者借助权力，维持垄断地位，从而获取垄断利润；或者先用金钱收买权力，再拿权力滥用于正常的商业活动中，借助权力把不公平的交易条款强加给对方，获取不正当的利润。当然，他们也常常跟贪官污吏互为表里。
但是，即使面对坏富人鼓吹仇恨，同样是一种扭曲的反应。归根到底，仇恨本身就是一种反社会的情绪，哪怕是对坏富人，或者一般的坏人。没有人鼓吹大家去仇恨盗窃犯或杀人犯，但仇恨富人却似乎顺理成章，这确实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会让仇恨成为一种集体情绪。面对坏富人层出不穷的现象，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需要反思——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如何改进制度，才能杜绝某些人借助权力掠夺财富的可能性，让人们以大体平等的身份参与市场交易与合作，从而大体确保发展结果之公平。

直面贫困：国家级贫困县的艰辛生活
2005年11月01日经济半小时 　
从今天开始《经济半小时》将用六天的时间，连续播出系列报道，直面贫困。我们注意到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这中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那么，贫困地区的农民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他们又如何面对贫困，走出贫困？我们派出了六路记者，去了六个省进行调查。今天我们来关注广西。我的同事熊曼琳去的是广西的国家级贫困县都安。
· 90天男人女人享受激情 --> · 香车美女你的理想世界 --> · 患乙肝能与爱人接吻吗 --> · 快乐避孕－－享受激情 --> · 揭开－－秋冬过敏之谜 --> · QQ秀　秀出个性真自我 --> 记者：“我现在已经走了1个小时。这里是广西革命老区之一，前面就到达了一个叫弄鸦屯的地方。弄鸦用当地话来说，就是这里的生存条件太恶劣，甚至连乌鸦都不愿意在这里生活。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
一条羊肠小道是弄鸦屯通往外面的唯一出口。屯子里住了12户人。我赶到这里的时候，正好碰到蒙汉国在放羊。他今年13岁，从没离开过这个村子。
蒙汉国：“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这个村子，外面也从没有人来过这里。”
其实不仅是蒙汉国，由于没有路，除了出去打工的人外，屯子里的人没有出去过，也没有外人进来过。这里就像是一个被外面遗忘的角落。12户村民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种地。种地需要浇水，供整个屯子吃水用的是一个水池。
蒙汉国：“这是天上下的雨水，我们就喝这个水。”
这个水池是全屯的主要用水来源。水池中经常漂浮着树叶和虫子。如果放的时间长了，还会有一种味道散发出来。像汉国一样，村民们很珍惜这里的水，因为如果用完了，就不得不每天往返3个多小时到山里去挑水。
蒙汉国：“我能挑大概50斤的水吧。”
记者在那儿呆了半个多月。这次采访让我们惊讶的是：现在还有人生活在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山里，最远的地方要徒步爬山十几个小时才能到达村里；在这里有很多孩子像汉国这样小小年纪就要干重体力活；这里的每家每户都是三层木板房，听起来三层楼是个不错的地方，但事实上这些房子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修的，现在已经破败不堪。一层用来养猪、养羊，二层供人居住，三楼是放一些杂物。当地村干部说一楼是畜牧局，二楼是人事局，三楼是物资局；在这里１２户人家就有３个单身汉，当地人打趣说青山绿水好风光，只见阿哥不见嫂。
因为从没外人到过这个屯子，听说记者是从北京来的，村民特意从地里挖了芋头招待，这让记者很心辛酸，村民们大多以玉米粥度日，芋头已经是很好的东西了。
那么导致这个地方贫困的原因是什么呢？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在大石山区最多的就是石头，而最金贵的就是土地，农民是在石缝中间种地，巴掌大的地方，种了一棵芭蕉芋，还种了一棵玉米。这里有一个形象地比喻就是：一个草帽盖住一片地。
蒙明不：“今年雨下得很大，风也吹去了，玉米倒完了，玉米收成没有多少，收成大概有400斤。”
蒙明不是蒙汉国的父亲，他说今年收成不好，口粮不够，所以必须出去买粮吃，全家能换钱的就是两头猪，但是猪却卖不出去。
蒙明不：“抬出去要请一桌人，８个人抬，这样就已经耗去２只猪脚的钱。”
原来由于屯子里没有路，车子进不来，所以必须花钱请人把猪抬出去卖，这相当于四分之一的猪肉钱，蒙明不舍不得，全家一年的收入也只有５，６百元。但是猪抬不出去，只能越养越大，也就越来越难卖。其实不仅是蒙明不，这个屯子里每家每户都有这个问题。正应验了那句民谣：养猪真辛苦，成本一百五，运费一百五，到头白辛苦。
蒙明不：“主要是路不通。”
由于路不通，汉国家的猪很难卖上价钱，自然也没什么收入。现在这个贫困的家庭已经没有能力再让13岁的汉国继续念书了，虽然他想读大学。
记者：“明年不能再读书了，你会不会很难过？”
蒙汉国：“像我们这么穷，不能读书还有什么可难过。”
汉国已经默默接受了这个的现实，他的话总是很少。不过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却说了这样一句话。
蒙汉国：“谢谢你。”
记者：“为什么谢我们。”
蒙汉国：“因为你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山里。我希望有人来我们这里，可是他们都不想来，因为我们这里的路太窄了。”
后来记者告诉我们，当她听到汉国说谢谢的时候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是个很不爱说话的孩子，我们的到来让他很激动。记者在编片子的时候每次看到这段还是会心酸。
广西都安县的蒙汉国之所以念不起书，就是因为家里太穷，而家里穷的原因是交通不便。政府也在帮他们想办法，异地安置就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让这些人从山里搬出来。唐奎就是在政府的动员下从山里搬出来的农民，刚出来那会，和很多人一样，他对将来一点把握也没有。
唐奎：“两种打算，如果到这里变不了那我们就跑回去。”
唐奎搬出来后就住在政府新建的八仙开发区，政府投资解决了当地的水，电，路等设施，这为农民创造了打工就业最重要的基础。而唐奎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土地没有了，怎么吃饭？
唐奎：“我们不能种地，吃饭都困难。就是需要我们本人慢慢打工，今天你去做工赚１０块钱，２０块钱，那回来你就买一点柴米油盐，一步一步，一天一天，到现在就解决问题了。”
白手起家，现在唐奎已经是承包修路工程的包工头了，每年纯收入就有１万元。闲下来的时候他会跟着儿子一起听卡拉ＯＫ。
开发区的居民都是从山里搬出来的农民，现在他们都盖起了砖瓦房，摩托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事实上，都安县通过异地安置的方式已经帮助６万农民搬出了大山。可是还有１４万农民应该搬出来却没有办法再搬出来。
都安县扶贫办主任韦寿福：“没有那么多的土地安置，加上现在上面的资金量也是非常有限的。”
扶贫办主任韦寿福告诉我，异地安置需要大量的土地，现在没有那么多的土地可以让农民搬出来，而且购买土地和修建基础设施也需要大量资金，算下来平均一个人就需要２万元左右，１４万人的安置费用将是一个天文数字。不仅如此，很多农民也不愿意搬出来。
唐奎：“他们说他怕出来，没有地就没有米，没有米就没饭吃。”
一方面政府没有土地，没有资金来安置农民，另一方面农民担心离开土地无法生存，况且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于是更多的农民选择了留在山里。
记者在当地采访时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农民对故土的留恋。但这里自然条件太恶劣，世界银行曾经派人进行过调查，结论是这里不适合人类居住。事实上，这么多年来当地的政府和农民都在努力希望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正像愚公移山一样，一点一点挖山修路。上至年逾80的老人下至十几岁的少年都在挖山修路的队伍中，他们要在这里开一条通到自己的家门口的路。中午村民休息吃午饭，饭是从家里带的，菜则是从山上采的野菜。修路需要钱，农民们自掏腰包。屯子里一共有２２户人家，已经筹集了３万６千元修路。
村民们的钱是依靠贷款，打工和养猪养羊一点一点攒起来的。可是修路需要大笔的钱。靠打工和卖猪赚钱实在是遥遥无期。
唐毓帅：“如果钱掏尽了的时候，我们实在行动不了了，就一起出去打工，半年或者一年回来再修，一定要把这个路打通。”
唐毓帅是修路的领头人。两年前他首次成功修通了另外一条路和隧道。当时唐毓帅愚公移山的精神感动了广东，送来１１万元，县里给了５万元，其他捐献２万元，自己集资４．６万元终于修通了道路。现在唐毓帅家门口就可以通车了，这让他的生活富裕了很多。盖起了砖瓦房。不过唐毓帅明白，如果没有各方支持，修路实在像个天方夜谭。唐毓帅是幸运的，两年半的时间，他修通了隧道，也修平了道路。但是在都安县还有７０００多个村屯，也就是数万人。他们没有这样的道路，他们还过着肩挑马驮的生活。由于没有钱，修路对于他们来说还是一个过于奢侈的想法。虽然很困难，但是唐玉帅还是把路修通了。其他地方有没有可能和他一样修一条通往外面的路呢。事实上更多的道路是修不通的。我拍到了一条半途而废的道路。本来要修３公里，现在只修了２公里就停工了，因为没有钱。
按照国家扶贫开发计划，从2000年开始，国家就开始对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了大量投资。5年过去了，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的道路因为钱修不通呢？
扶贫办韦寿福告诉我，修路最困难的就是这样的等外路，也就是可以通到农民家门口的道路。而现在等外路三年只修了１５８公里，相当于整个都安县需要修路的２％，全县有７０００多公里道路要修，如果按照这个速度还要修１５０年。
都安县扶贫办主任韦寿福：“3000多个屯7000多公里，任重道远，非常难。”
韦寿福认为，进展缓慢的原因就是资金不足。在都安山区一公里路至少需要5万元到六万元。现在中央和自治区只能提供一半的资金，剩余的部分就要由农民自己想办法筹集。而且政府的扶贫资金有限，到底给哪个村，农民自筹资金成了重要的砝码。
记者：“村民如果不自筹的话，有没有可能进行修路或者其他一些基础设施建设？
韦寿福：“按照政策来讲，你没有积极性，群众没有安排的，上面基本就不安排项目提供扶贫资金。”
记者：“就是说群众必须投钱？”
韦寿福：“要投钱，要参加劳动。”
其实不仅是修路，农民要掏钱，从前修的沼气池，水池，架的电线，农民都要掏钱。我粗略的算了一下，一个沼气池至少需要１７００元，上级补助６００元，农民需要掏１１００元。一个６０立方米的水池需要１８００元，上级提供1000元水泥，农民需要出８００元。一公里电线６０００元，农民要全部自己承担。现在修路１公里需要５万元，上级补助３万元，农民需要自筹２万元。对于农民来说，这些扶贫政策很得人心，但是每家每户都要出资少则数千元，多则上万元，这对于山区很多年收入不过５，６百元的家庭来说，确实是个沉重的负担，所以很多村屯没有路，没有沼气池，更没有电，因为他们用不起。如果他们勉强凑足了钱使用了这些扶贫项目，那么意味着在未来的数年内，他们要一直为吃饭和生存问题而日夜担忧。
面对扶贫资金紧张的现实，广西区采用了会战的方式，也就是把扶贫资金集中起来先彻底解决某个贫困县的问题，让一部分农民先走出贫困，然后再带动其他地区的农民一同进步。
广西区扶贫办主任胡德才：“集社会力量来提升他们的基础设施的档次。”
胡德才所说的社会力量包括来自交通，水利，卫生，电力等各部门的资金整合，这种方式增加了扶贫资金的总数量，从而也加大了对贫困地区的投入。目前会战已经取得明显效果。本来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修完的道路，现在已经基本完成。
广西区委书记曹伯纯：“90年代初，广西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将近10%，也就是大约是700多万，到800万，现在降到100万左右。”
广西革命老区的扶贫成绩也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的肯定。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高鸿宾：“我觉得这是真的共产党，这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执政党。”
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组数字，广西从90年代开始，用攻坚战和现在会战等多种方式，坚持扶贫，把贫困人口从90年代的800万，降到了现在的100万。事实上，中国的扶贫成绩已经是世界公认的典范，根据国家扶贫办提供的最新数字，我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已经从1978年的2.5亿下降到现在的2610万。联合国开发署署长布郎曾经用了这样的话来评价，中国的扶贫经验值得世界学习，中国为世界提供的最有价值的发展经验是制定并坚持有效的扶贫政策。但是，我国各级政府也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的扶贫任务仍然任重道远。
总编：张雪梅　记者：熊曼琳　摄像：陈滟波　编辑：向华
CCTV－2《经济半小时》首播时间：21：30 次日重播：16：40

中国的老百姓仇恨所有的富人吗？
2005年10月31日来源：南方日报 　 陈仓
某些“经济学家”、“受贿学家”为了讨好某些不良商家，为了取悦某些暴发的利益集团，便不加分析地给老百姓泼脏水，污蔑老百姓“心理失衡，仇富心理与日俱增”。中国的老百姓仇恨所有的富人吗？我看未必。
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最朴实、最宽容、最善良、最容易管理、性情最温顺的人群之一。你只要不给他添麻烦，他就会与你和睦相处；你如果不伤害他，他就会与你相安无事。尽管许多人口头上不屑一顾那些“嫌贫爱富”的“势利眼”，然而，绝大多数人打心眼里羡慕有本事的人、成功的人、富裕的人。嫁女儿都挑精明强干和经济“条件好的”，娶媳妇挑聪明、能干、漂亮且“负担轻的”，绝大多数年轻人找工作都愿意投奔文化程度高、有名望、经营有方、效益好的私企老板。除非一个不良老板被绳之以法，一般人不会无端怀疑、指责、仇恨一个成功的富人。
中国老百姓没有仇富的传统，也没有人天生就仇恨富人。没文化的刘姥姥十分热爱并积极投靠富裕的贾家，识文断字的林黛玉不但不仇恨贾家的富裕，而且朝思暮想嫁给富人的公子贾宝玉，压根就没打算嫁给焦大。参观过山西省祁县乔家大院的人都知道，乔家富甲天下，不但没有招人恨，而且因为恩遇善待掌柜(经理)、伙计(员工)、仆人、邻里、乡亲而受人世代尊敬。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里，本地人就是不斗争乔家。“大批判，天天讲”，当地人不批乔家，受过乔家恩惠的乡亲在“忆苦思甜”时尽说乔家的好处。明清两代到民国，关中地区多数小地主认同厚待长工，“待遇留人”，以厚道博得乡贤善人美名的理念。像长篇小说《白鹿原》的主人公白稼轩那样的厚道小地主很多，像鹿三那样的老实农民根本不仇富，反而时常感念“东家”的好处。
斗转星移，时空变幻，山变水变，环境变，唯独人性没有根本的变化，其中，追求财富，羡慕富裕也是正常人的正常反应。不用做大规模的调查，看看媒体上发布的征婚交友广告，再“流浪”几处交友网站，阅览一下征婚、征友、交友条件，相貌、富裕、健康是基本要素和核心竞争力。谁与富人有仇？谁热爱乞丐？除非脑子进水，神经错乱，或者是吃错了药，喝多了酒！一个人无缘无故地声明他仇富，如果没病的话，那人必然是伪君子、变态狂。
世界上既有有缘有故的爱，也有无缘无故的爱，但是，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毋庸讳言，当前社会上存在仇富现象。比尔·盖茨富可敌国无人仇恨，科学家获百万大奖没人嫉恨，奥运冠军成为百万富翁没人切齿。但是，利用价格“双轨制”牟利的“倒爷”、利用要素市场化进行“寻租”的“贪官仔”、共谋倒卖农地的影子老板、强制拆迁放火烧房的恶霸、恶意上市圈钱坑害股民的财富“枭雄”、骗取银行贷款且逃废银行债务的金融“大鳄”、“官煤勾结”的黑心矿主、黑白两道的刘涌式“企业家”、赖昌星式官商勾结的走私巨富、开宝马轧人花钱摆平的歹毒富婆、蓄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痞子大款，以及制假贩假、污染环境、压榨员工的“血汗工厂”等无良商人，老百姓能不恨吗？！仇恨是天经地义的，“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则是不正常的。一言以蔽之，老百姓仇恨的是“黑、灰、恶、暴、假、劣、奸、诈、赖”等九类非法暴富、为富不仁的有罪富人，并不是所有富人。
谁仇富？仇甚富？公道自在人心。

仇富就接近公正了吗
2005年10月30日中国经营报 　 秋风
关心穷人是一种美德。然而，假如对于穷人的关心走向极端，变成对富人、对财富、对市场的仇恨，则这种激情与漠视穷人的冷酷，具有同样可怕的后果：扩大社会的裂痕，激化社会的对立，从而使社会无法正常地运转。
鉴于中国的经济高增长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因而，有一部分富裕起来，乃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当然，过去二十多年的中国，恰恰是法治不健全、权利并不平等的时代。很自然地，高速增长的成果，并没有被所有人分享到。相反，有些人的境遇可能相对地、甚至绝对地变坏了。比如，本来拥有土地的农民，因为政府强制征地失去了土地，但又没有得到充分补偿。很多国有企业工人失去了工作岗位、国家福利，生活相当艰辛。
贫富差距，广大弱势群体的贫穷、不幸与痛苦，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与同情。政府也有意采取措施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然而，这种同情，在某些人士那里，逐渐地蜕变为一种仇恨。有人公然地主张“仇富”，比如媒体上有的文章标题就是，《穷人就应该仇富，谁叫富人敢瞧不起咱穷人》，《我想不仇富，但中国富人让我想不仇富都难》。
仇富情绪也遮蔽了某些人的理智，使他们遗忘了最起码的伦理与法律戒律。马加爵、王斌余故意杀人的极端反社会行为，也似乎成为反抗富人剥夺的英雄行为，而得到很多人的喝彩，仿佛贫困可以让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豁免全部责任——这是尊重穷人还是蔑视穷人？
富人群体，也绝非铁板一块。比如在浙江这个市场机制发育得最健全的地方，很多商人或许已经家产过亿，但他们的财富是依靠自己的企业家精神创造出来的。即使在法治最为健全的国家，他们也依然会成为富人。仿照吴敬琏先生的“好市场经济”与“坏市场经济”概念，可以把他们称为“好富人”。
人们本来是应当欢迎好富人的，这样的富人越多越好。因为，他们致富的过程，就是经济增长的过程，而改变穷人境遇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比较健全的市场经济之下的经济增长。他们在积累自己财富的同时，不仅不会制造穷人，反而会让更多的人摆脱贫困。
推测起来，让那些评论家愤怒的，应当是富人中的“其他人”。首先是某些官员。在最近公布的一个案件中，一位县委书记，家庭资产竟然达到3000万元！而他的财富来源，只能是化公为私或权钱交易。
另一类富人，则通过攀附权力而获取财富。他们或者借助权力，维持垄断地位，从而获取垄断利润；或者先用金钱收买权力，再拿权力滥用于正常的商业活动中，借助权力把不公平的交易条款强加给对方，获取不正当的利润。当然，他们也常常跟贪官污吏互为表里。
但是，即使面对坏富人鼓吹仇恨，同样是一种扭曲的反应。归根到底，仇恨本身就是一种反社会的情绪，哪怕是对坏富人，或者一般的坏人。没有人鼓吹大家去仇恨盗窃犯或杀人犯，但仇恨富人却似乎顺理成章，这确实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会让仇恨成为一种集体情绪。面对坏富人层出不穷的现象，整个社会、尤其是政府需要反思——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如何改进制度，才能杜绝某些人借助权力掠夺财富的可能性，让人们以大体平等的身份参与市场交易与合作，从而大体确保发展结果之公平。

近七成韩国人仇富
2005年10月31日来源：中国新闻网 　
据中新网12月22日电据《韩国时报》报道，最新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67.4％的韩国人对富人持否定态度，62.2％的韩国人反感大公司的拥有者。
由韩国工业联合会主办的另一项调查也证实了这一情绪。“公众对大公司所有者的消极评价主要是因为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韩国工业联合会的一名经理说。

调查显示：近四成俄罗斯人有“仇富”心态
2005年10月31日22:33 　 来源：新华网 　
美国权威杂志《福布斯》3月公布，俄罗斯亿万富翁数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全俄民意调查中心最近就此做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四成俄罗斯人对国内富翁众多的现实感到羞耻。受访者中只有7％的人认为，俄亿万富翁数量居世界第二位是一种荣耀。梦想能上《福布斯》富豪榜的俄罗斯人占15％。24％的受访者称很难对俄“富翁现象”发表意见。
近三成受访者表示，愿意看到自己孩子的名字出现在《福布斯》富豪榜上。但有半数的俄罗斯人不愿意后代成为富翁。
18岁至24岁的年轻人对俄罗斯超级富翁的态度最为宽容。他们中的28％做着发家致富梦，但也有13％的年轻人认为，俄罗斯的富人太多，这是一种耻辱。在俄罗斯“仇富”群体中，老年人占绝大多数。超过60岁的受访者中，62％的人不能接受国内富翁众多的现实。
被问及谁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人，石油大亨阿布拉莫维奇、传媒大亨别列佐夫斯基和俄统一电力公司总裁丘拜斯三人的名字出现频率最高，分列前三位。另外，部分受访者认为，前总统叶利钦是最有钱的人，还有人把流行歌星普加乔娃推上首富的位置。
根据《福布斯》杂志公布的数据，在全球691名亿万富翁名单中，俄罗斯人有27名。最富有的俄罗斯人是阿布拉莫维奇，他目前拥有133亿美元资产，位列富豪榜第21位。

http://finance.qq.com/zt/2005/choufu/index.htm' target='_blank'>http://finance.qq.com/zt/2005/choufu/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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