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犬新闻、公共新闻与新闻调查—— 《中国青年报.经济生活》的启示 李希光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最伟大的媒体人是警犬记者。 —— 摘自清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生作业
要点：从长远看，《中国青年报》是最希望成为中国主流媒体改革先锋的全国性日报。改革的成败不仅在于重组和融资，更在于采取更战略性的举措，形成具有自己突出特色的新闻产品，通过高质量的新闻产品在读者和观众中建立信誉。因此，着重发展警犬新闻、调查新闻和公共新闻将会大大增加《中国青年报》在新的媒体市场中的竞争力，并有望成为中国势力最强的主流媒体。 日前，有学生要报考或转系到新闻系读书，老师问他们为什么要学习新闻学？他们中一些同学回答：
“我是艺术团的演员，会表演，我会主持好电视娱乐节目。” “我口才好，要当一名广播电视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 “媒体的核心是广告，我将做广告策划人和广告销售。“ “体育节目很激动人、收视率高，我要当电视台体育节目的经理人“ “我会美工，会做广告的平面设计。” 他们的这些回答毫无疑问反映了正在变化了的媒体和商业环境。随着新闻媒体产业竞争日趋白热化，媒体越来越强调网络化、商业化、产业化、分众化的时代，把媒体带进一个娱乐、时尚、煽情、广告、体育、闲谈和个人隐私的世界里。在这样一个追求商业利润的时代，许多媒体越来越看重利润和金钱的力量。这些娱乐信息、闲聊、个人隐私揭密和公关信息被读者当成真实严肃的新闻来读。中国传媒界的市场化、娱乐化和小报化正在淹没严肃的、经过认真核实的新闻客观性报道，把受众引向浅薄的娱乐、名人、生活时尚内容。以致年轻的一代读者和电视观众不知道何为真正的新闻产品。 但是，如果这种娱乐至上、广告至上、金钱至上、收视率至上变成了大学生学习新闻学的指导思想，对公众来讲，健全的民主法制社会何日实现？政府靠谁来监督？公众利益靠谁来维护？媒体和媒体人还有什么存在价值？新闻学还有什么存在价值？ 以《中国青年报.经济生活》为代表的新新闻学，用战略眼光制定新闻选题和采访报道计划。几乎每天都就涉及严肃新闻事件和公众利益问题发表大量的有内容和思想深度的调查性报道，广泛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个版面高举公众利益维护者的大旗，对中国公共部门，特别是各级政府行政部门发生的种种危害公众利益的事件和问题开展调查性采访报道，其揭露性新闻报道吸引了社会对这个版面的注意。《中国青年报.经济生活》通过其有效的新闻产品，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媒体品牌——监督中国公共部门的警犬记者和公共新闻版。 一．建筑在媒体的新闻功能上 《中国青年报.经济生活》能形成这样一个受人尊敬的品牌，依靠的是其高质量的新闻产品。2001年4月这个版面刊登了下列涉及公众重大利益的严肃选题： 4月6日《面对“骗局”指责北京电信开口自辩》。 4月22日《北京一社区宽带网协议突然中止， 电信夺人之食是否公平？》（记者 张东操实习生 王立莉）。 4月13日《上海专家建议：出台<垄断法>,设立公平交易局》（记者袁梦德） 4月24日《市场压低高昂的头，杭州主题公园狂打折》（记者　董碧水） 4月16日《经济时评：出租车怎样才能规范运营》（作者徐永恒）； 4月19日《经济时评：“规范”成了路障》（作者钱塘人） 4月2日《经济时评：民工也是纳税人》（作者 鲁宁）； 4月6日《上海向垄断开刀》（记者罗新宇） 4月11日《380元超低价惊现京沪航线，东航快线搅翻一池春水》（记者罗新宇）； 4月27日《众国际快递商聚会纷纷指责，邮政又背垄断骂名》（记者罗旭辉） 4月26日《采访附记：垄断行业还有多少黑洞》 　 4月26日《经济时评：“限价”难限市场规律》（作者 承伟毅）； 4月10日《经济时评：要命的“保护”》（作者 刘效仁） 4月12日《失信的“大鹅工程”》（记者陈宝林亓树新）； 4月12日《声音：邮局凭啥不寄信》（作者一群中学学生） 4月4日《快递巨无霸飞临中国：“我们将把包裹送到每一个地址”》； 4月26日《沈阳查处EMS乱收费，邮局对封套和详情单收费标准上下说法不一》（记者程刚） 4月13日《经济时评：“巨无霸”带来的近忧》（作者承伟毅） 4月10日 专栏文章《办也不办》（作者王得后） 4月26日《谁也无权对产品评优》（作者浙江鲁宁） 4月24日《经济时评：企业比赛　谁当裁判》（作者承伟毅） 4月24日《电信夺人之食是否公平？》报道追踪《利用市话要挟用户属不正当竞争 专家呼吁尽早打破电信垄断》（记者张东操）“以市话为条件要挟用户来发展宽带网业务，是不公平的竞争行为。”这是该报《消费者质疑“免费宽带网”》、《把垄断消灭在“后100米”》和《电信夺人之食是否公平？》的后续报道。 认真分析上述新闻作品，发现最受读者欢迎的媒体产品是建筑在媒体的新闻功能上的。 1. 从新闻媒体发展的历史看，警犬记者被看做最崇高的媒体人，而公共新闻又强化了新闻界的基本使命—－舆论监督。新闻媒体存在的价值在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各级公共部门，特别是政府的行政部门。否则，一个健康的民主法制社会无从谈起。新闻媒体的未来不在于采用新技术、不在于网络化、更不在于新闻的娱乐报道和体育报道，而在于强化其社会警犬的作用。记者的崇高使命等同于新闻调查。早在1861年（参考新闻历史简介），Wilbur F. Storey在《芝加哥时报》上写道“报纸的职责是印刷新闻，制造天下大乱。“[1]有人描写记者的职责是让弱者和受害者得到宽慰，让强者和害人者痛苦。还有人把调查性新闻比作对过去的揭露、对现实的分析、为冤屈者复仇、让腐败者曝光。进入20世纪，新闻的调查使命被比作警犬新闻和议程设计。作为警犬，新闻媒体是政府的监督者，要求政府为公众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服务。新闻媒体要看管好政府是否正常运行，肌体是否健康。而不仅仅是看各级政府宣传部门向新闻界炮制的表面宣传。公共新闻学建筑在媒体的新闻功能基础上的。一个关注公共利益的新闻媒体肯定比一个只注意满足受众感官刺激的娱乐媒体有竞争力和生命力。 警犬新闻和公共新闻能否给《中国青年报》带来商业利益？美国西北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里奇.戈尔登说，调查性新闻和高质量的新闻作品构成一个媒体机构的核心，并给这个媒体带来商业利益。[2]如果从媒体经济学角度理解警犬新闻和公共新闻对媒体的价值与意义，警犬新闻带给报纸的首先是最广大的读者群。人民群众对政府官员腐败的痛恨是警犬新闻生存与发展的力量源泉。中央电视台的那一个固定栏目（无论是娱乐、体育或电视连续剧）的收视率能超过《焦点访谈》？中央电视台那个节目段的广告价位能超过《焦点访谈》前的5分钟广告？ 2.公正和公平的态度.警犬记者公共新闻要做到：真实和诚实、公平和公正、有礼和有力。不要冷嘲热讽和玩世不恭的态度，需要促进不同阶层、不同观点的公民市民就大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加入公共讨论。现代媒体市场充满了各种刺耳的杂音。在这中杂音里，一个专业化的、开放的、客观的新闻工作者的声音将给他的作品增加价值。这种专业化体现在他在报道中，运用信源的多样性和表达的观点的多样性。新闻记者的职业目标是公正地报道来自各方面的声音。公共新闻学不是宣传学。公共新闻学邀请读者参与公共讨论和议程设置，要求读者为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提供信息。为了保证新闻报道的公正性，记者将保持他们警犬功能。新闻的公正性是新闻视角和新闻观点的平衡，而不是所谓的没有观点的纯客观。公正性应该包括所有相关观点的报道，但不仅仅是报道两种极端对立的观点，而是要这个光谱上的各种观点，要看到事物的复杂性和事物的细微差别。 3. 区别受众与公众的需求。新闻不仅仅是一场吸引众多观众的体育比赛，要区别受众的需求和公众的需求。把读者或观众当成受众，人就会变成被动的偷看下流场所的窥视者或偶尔去看一场娱乐表演的游客。如果把人当成市民，记者就要问他们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对未来的关心所在。记者就会围绕这些问题设计选题。未来的新闻存在的价值在于面向“公众”而不是“受众”。新新闻学的优势在于它的互动性和主动性。未来新闻媒体的成功不再是依赖于受制于情绪化新闻报道支配的随机受众。新闻的消费将成为一个选择的过程。新闻报道不是把普通市民排除在公共讨论之外，而是打开市民介入公共讨论的大门。新闻的公正性还在于如何平衡问题性新闻的报道。在揭露某些问题时，要注意报道另外一些问题得到解决；在报道某些英雄模范时，要注意还有大量的贪官污吏没有被挖掘出来。需要读者和公众把记者我们视为：1)观察社会的窗口和基础：2)健康可信赖的警犬，不是乱咬人的疯狗，也不是舔别人屁股的哈巴狗。作为警犬记者和公共新闻版，对于来自公共管理部门，比如中国民航、中国电信、国家旅游局等，特别是由他们的公关宣传部门发布和提供的信息要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具体分析《中国青年报.经济生活》的新闻选题、事实选择、言论、读者来信，我们会发现，这个版面的编辑记者基本上力求做到：一切从公众利益出发，不做某个行政部门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4. 不仅是记录者，更是思考者。今天的许多媒体的记者是各种会议议程的传送带、是跟着别人的议程走、受被采访者的议程牵制。他们仅仅一个“记录者”，而不是具备了好奇、怀疑和批评精神的记者和编辑。比如，国内的会议报道，只有开幕、闭幕，没有会议中间的讨论、内幕。人们关心的是京西宾馆各个政府部门会议中间讨论的议题、私下讨论的议题、客房里讨论的议题。记者需要的是冲破表面现象，帮助读者理解复杂的世界。但是，怀疑一切不等于虚无主义、否定一切和玩世不恭。记者参加某个部门或机构的会议，不是因为这个部门或机构是这个记者联系的部门或报道领域，而是要寻找公众所关心或关注的重要问题、新闻故事。《中国青年报.经济生活》的记者编辑们不仅仅是新闻事件的记录者，更是通过不停的后续报道、在稿件中加背景、分析、开辟言论专栏、发表相关的读者来信，提出敏锐和明察秋毫的问题并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让读者感觉到他们不仅仅是掏粪的揭丑记者，更是认真帮助广大人民群众寻找问题方案的思考者。警犬新闻不仅要报道who, what, why, when, and where, 还要解释市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件事情。如《中国青年报》2001年4月4日《快递巨无霸飞临中国：“我们将把包裹送到每一个地址”》通过报道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UPS）开始正式直航中国并许诺UPS将把包裹文件送到中国境内的每一个地址的消息，提出了“这对中国邮政意味着什么？”严峻的问题。4月1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经济时评《“巨无霸”带来的近忧》（作者承伟毅），指出，在邮政行业和媒体还在为民营企业能否全面涉足中国邮政服务争议不休之时，人称世界速递业“巨无霸”的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UPS）却咄咄逼人地加快了抢夺中国速递业蛋糕的进度。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一场竞争已不可避免。UPS的大举抢摊，会给中国速递市场带来怎样的变数？进一步追问，如果世界电信业、保险业巨头们随UPS一同涌来，在垄断大树下乘凉多年的中国电信、保险等服务业究竟有多大的承受力和消化力？ 5. 公共新闻学不仅仅是报道冲突和戏剧场面，它更多的是报道事件的复杂性、发展和过程；通过提供理性的言论园地，鼓励市民讨论来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发表煽情报道，恶化局势。公共新闻学不仅仅是揭露阴暗面，有时也通过正面报道，制造舆论，影响问题的加速解决。如《中国青年报》2001年4月13日《上海专家建议：出台<垄断法>,设立公平交易局》（记者袁梦德）： 自上海开展反垄断专项整治以来，上海百姓纷纷就“身边的垄断”向工商部门和媒体投诉。截至4月11日，百姓投诉最多的垄断问题分别是房贷搭保险、煤气收取最低损耗费和电信收费欠合理。 自3月31日上海市工商局宣布接受市民对垄断行业的投诉举报后，上海12315投诉中心接到超过1000位市民打来的电话，直接投诉有关部门垄断行为的有近百例。在这些投诉中，约有32％的人表示，对银行在已收取较高贷款利息情况下，还强行要求贷款购房者购买贷款保险的做法十分反感；约有20％的人对煤气公司即使未用煤气，也要收取煤气最低损耗费的做法很不理解；约有17％的人对电信部门巧立名目，收费一家说了算的做法有意见。除此之外，一部分市民对交通管理、有线电视、铁路运输、供水部门的垄断行为也提出了投诉。 反垄断整治开始后，被投诉的上海给水管理处、上海铁路局和上海电力公司等马上向工商部门表达了自身整改的措施。如给水部门表示，对这次市民投诉涉及的“指定施工队”、“指定购买水表”等问题，将进行自查并纠正。但电信部门仍对市民投诉无动于衷，部分市民据此认为，目前由工商部门来主持反垄断投诉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办法。 上海法律界人士指出，打破垄断的根本问题是立法，而解决垄断问题的关键是体制改革，也就是要改变一些相关部门的垄断优势或者垄断地位。由于我国目前只有《反不正当竞争法》，而没有《反垄断法》，因此后者的尽早出台应是解决垄断问题的首要任务。 不少专家也建议，在《反垄断法》出台前，应当由国务院先设置一个具有独立地位的“公平交易局”，来代表国家行使反垄断的调查检查权、行政裁决权和行政处罚权。 6.自下而上的议题设置。公共新闻学的选题来自草根，来自记者在基层采访，从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是由下向上制定的，而不是象有写报纸，不仅是邀请专家学者和权力精英来设置选题，报纸的版面、电视台的访谈节目、收音机里的脱口秀更是充满了这些“精英们”的话语。《中国青年报.经济生活》对普通百姓给予严肃的关注，而且重点报道百姓认为重要的问题，而不是专家们认定的重要问题。议题设置更多的是根据记者在基层采访的线索或普通读者来信反映的问题，而不仅仅是由专家和权力精英制定；《中国青年报》2001年4月12日《声音：邮局凭啥不寄信》一群中学学生的读者来信揭露河南省淇县庙口乡邮电所不给他们寄信的理由是“领导说了，要寄信，得从我们这儿买邮票，要不然从哪儿买的邮票就到哪儿去寄信。”今天，有些媒体的新闻报道读起来象学术报告，又长又晦涩。如果记者长期被学者牵着鼻子走，而不去实地采访调查，记者和他的作品就会感染上计算机病毒。他那充满了创造力、想像力的大脑就会被格式化。 7. 选题严肃重大：《中国青年报.经济生活》的突出特点是：选题是广大读者关注的一个严肃和有新闻价值的主题。年轻的新闻记者总是相信，只有揭露出了政府官员的腐败大案，才算优秀和成功的记者。但是，这种选题不是每个记者都能遇到或有勇气去完成的。因此，作为普通的新闻工作者，要学会从看上去小的选题的公共部门做起：如老百姓的电话费、煤气公司的服务质量、民航的票价与服务态度、铁路部门打着春运的幌子上涨票价、名牌大学教学质量、某些教授为什么不敢给本科生上课、高考推荐生有无幕后交易、博士生质量、在职研究生的教学质量、超级市场劣质产品问题等。这些问题都是跟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二.目标指向政府和公共部门 1.采访调查涉及政府行政部门的问题和新闻事件，其实就是调查权力，调查各个部门的职能、各个部门的行政审批权、在某个政府部门，权力在哪里？行政职责在哪里？问题的根源就可能在那里，而且腐败的可能性就会在那里存在。调查各个部门与公司企业的关系、各个部门与金融机构的关系；调查有无利益冲突问题(如信息产业部与中国电信有无部门利益关系？信息产业部局的某些官员与中国电信有无个人利益关系？从这个角度看信息产业部为什么要出台某个政策)。《中国青年报》2001年4月24日《经济时评：企业比赛　谁当裁判》（作者承伟毅）披露张家口市民营的阳光报业服务有限公司开办上门征订百种期刊的业务，直接触动了当地国有邮政部门的利益。4月19日，张家口市为纠纷举办听证会，听证会的“首席主持人”是张家口市邮政局综合办公室主任。对具有这种背景的官员当裁判究竟合不合适，持怀疑态度的人当然绝非少数：纠纷一方阳光公司当场就提出异议：“依据《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听证主持人与我公司的竞争对手邮政企业有直接利益关系，应当回避。”然而，让人颇感尴尬的是，主持人居然以同法同条“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为依据，驳回了阳光公司的回避请求。此时感到尴尬的已不仅是在场的纠纷双方的主持人了。导演此类尴尬事的那些尽显滞后的法规条款，其实早已陷入了无奈和尴尬的境地。这篇评论指出，“市场犹如赛场，而担当比赛裁判的，不能与比赛双方有丝毫的利益关系，否则就难以保证比赛的公正。这是常识性问题，只是现实有时难以顾及常识问题。我们不能断定由邮政局裁决此类纠纷就一定会偏袒国有邮政企业，但事实上，邮政局既是行业管理政策的制订者和监督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实际经营者，客观上彼此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实中，国有企业领导人摇身一变成为主管局领导人的事例，也比比皆是。所以，如果说主管局裁判国有企业间纠纷时尚可保持中立、公正的话，那么当属下企业与非属下的民营企业出现纠纷时，其裁判的公正性就难免令人怀疑。球赛裁判来自比赛一方的俱乐部，这场比赛会不会公正？想来大家都心知肚明。
 
《中国青年报》2001年4月22日本报调查《北京一社区宽带网协议突然中止， 电信夺人之食是否公平？》（记者 张东操 实习生 王立莉）： 2001年4月18日，在房产商苦苦哀求半个多月之后，北京金晖家园社区宽带网建设协议正式宣告中止。 承建单位北京蓝波万维公司市场部经理姚剑无可奈何地说：“我们没有半点违约行为，可协议还是被迫中止。我们实在不愿意放弃金晖家园宽带网业务。” 根据协议，蓝波公司在4月1日就应该进驻金晖家园，铺设小区内的宽带网线路。但是，正当蓝波公司准备履行协议的时候，小区开发商北京新美房地产公司突然提出中止协议。新美公司表示，中止协议是迫不得已，恳求蓝波公司予以谅解。 　 中止协议几次都没谈妥。随着时间一天天拖下去，房产商急了：再不中止协议，小区就无法按期完工，届时将遭受巨大的经济赔偿损失。 原合同解除后，金晖家园的宽带网改由北京电信建设。 。。。。。。 2. 调查垄断。民航垄断、电信垄断、旅游垄断、消费者协会垄断、铁路垄断、邮电垄断、报刊发行垄断等等。“某交通管理部门规定，在接受驾驶员验证时，必须订阅指定的一种行业性报刊，否则不予审证；某区的民政部门在受理新人结婚登记时，必须到指定地点照相；某卫生防疫部门在发放卫生许可证时，餐饮企业必须到指定地点购买消毒柜…”[3]《中国青年报.经济生活》勇于向向垄断“开刀”。《中国青年报》2001年4月13日头版《把垄断消灭在“最后100米”》（记者张东操） 报道专家大胆呼吁：放开宽带网，消灭中国电信独家垄断的“最后一公里”，使中国人首次拥有选择电话公司的权力。 《中国青年报》2001年4月10日《经济时评：要命的“保护”》（作者刘效仁）批评那些担当各种社会服务和保护职能的政府行政机关、司法部门不能尽责，甚至有的还伙同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行政特权和行业垄断向市场伸出了“三乱”的魔掌。 3.调查法规政策形成程序和规范所代表的利益集团和部门利益： 《中国青年报》2001年4月16日《经济时评：出租车怎样才能规范运营》（作者徐永恒）： 重庆市运输管理部门规定，从今年4月1日开始，所有不配置或不使用清洁白座套的出租车一律停业整顿。为了减轻驾驶员的清洗负担，该部门推荐了两家专业的座套配置清洗公司。 这个办法实施几天后，许多问题暴露出来。一些市民弄脏了刚刚换上的白座套，遇上检查时，司机要为这些污迹负责，为此座套必须经常清洗，很不方便。有司机认为，这个规定很快就会“自然流产”，就像严禁出租车在高峰时段交接班和以交换班为由拒载的规定一样。 被认为已经“自然流产”的那个规定，其实并未作废。多年来，重庆市的出租车司机形成了在傍晚高峰时段交接班的惯例，本意在于这段时间生意繁忙，白班和夜班的司机利益均沾。但却造成了这段时间拒载率高、乘客打的困难的局面。尽管规定出台了，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也上路检查了。但管理人员只是区区少数，出租车则是成千上万，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重庆出租车市场上的那个“惯例”。 那么，出租车怎样才能干净漂亮、规范运营？管理部门为此头疼，殊不知原因就在自己身上。不改变管理部门的行政垄断，这两个小小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出租车上路必须具备相应的运营资格。而这资格是由政府的运输管理部门掌管的，在全国不同的城市，企业通过审批或竞拍来获得这一资格，需要付出几万元到几十万元的代价。这是一笔行政垄断的直接收入。政府在投放出租车运营资格时，常会遵循几个“原则”：从政府发展出租车数量的计划出发，从有利于政府对出租车市场的管理出发，从照顾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的利益出发。但是它们与市场对出租车的真实需要总是有差距的。所以，政府掌握市场准入权的结果，往往是导致出租车市场达不到充分饱和、完全竞争的状态。既然车容车况不佳的出租车照样有生意可做，车方又何必花钱费力去搞好卫生、更新车辆呢？既然客观上至少在高峰时段存在着一个出租车的卖方市场，司机们干吗不挑选乘客呢？ 所以，要让所有的出租车都干净漂亮、规范运营，必须结束政府的行政垄断，将进入出租车市场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谁要想开出租车，就让他来开好了，只要他合法经营，该交的税费一个也不少。这样一来，市场竞争一定会帮助管理部门落实好那两个规定，也会让出租车司机们闭上那张发牢骚的嘴，而本来人手不足的管理部门还可以大幅度精简。 “规范和是体制的派生物。僵化的体制铸就了分割市场的部门利益。反过来，部门利益的既得性和天然的扩张性，又不断强化僵化的管理体制，从而阻碍社会的市场化改革进程。 当今中国社会，市场与部门利益的博弈随处可见，为利争权的怪事层出不穷。部门之间都拿出本部门的规范来打击竞争对手；都强调必须由我来规范维护既得利益。譬如，一个交通安全管理，交通部、公安部就争了多少年……”[4] 2001年4月11日下午，古城绍兴市中心解放路突发交通堵塞。约一个半小时后，经政府部门和交警紧急疏导，车流、人流才逐渐疏散。肇事双方分别是市汽运集团公交分公司和市公交总公司。各自的后台老板分别为交通局和城建委。 事件的起因是两家公司互相争夺乘客。结果闹成你不让我拉客，我也不让你行车。最后，公交车干脆当“路障”使。 事件发生后，当地报纸不但发了消息，还配发了编后语。编后语认为：市汽运集团与市公交公司有激烈的同业竞争，这是正常的、允许的，但竞争必须有序，必须规范，必须依法办事，解决矛盾。《中国青年报》2001年4月19日《经济时评：“规范”成了路障》评论说，孤立地评论这起突发事件，的确是同业竞争无序造成的。但若究其根本，毛病恰恰出在“必须规范”上。因此，化解此类矛盾与“依法办事”无涉，更不可能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现行的客运规范（红头文件）将城乡客运市场人为分割成“交通”与“建委”的封闭势力范围的“规范”。“可咱们的政府部门却仍然拿着老掉牙的规范来维护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样做，势必越规范，矛盾就越容易激化。” 针对中国民航控制票价的僵化政策，《中国青年报》2001年4月11日发表了记者罗新宇采写的调查《380元超低价惊现京沪航线，东航快线搅翻一池春水》。报道评论中国民航总局的无能说，“民航管理部门陷入了两难境地：放开票价吧，怕控制不住；不放开票价吧，那是不正视现实，索性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针对国家邮政局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地布置开展了专项行政执法行动，对200家速递公司实施了检查和处罚，[5]《中国青年报》2001年4月27日《众国际快递商聚会纷纷指责，邮政又背垄断骂名》（记者罗旭辉）报道揭露中国邮政以邮政专营为名实行垄断经营。报道指出，近半年来，在整顿邮政市场、查处非法快件公司违规经营寄递业务的过程中，中国外运集团在淄博、潍坊、西安、江西等地的子公司，DHL四川公司、大田—FEDEX公司等一批合法经营国际快递业务的国际货运代理企业，也先后被邮政部门强行查处。有的是递送车辆遭到拦截检查，有的是有效运单及货物被扣押，有的被处以高额罚款，还被责令立即变更其营业执照上批准的“办理国际快递（不含私人信函）业务”为“办理国际快递（不含信件及其有信件性质的物品）业务”。以上公司“执法检查”过程的录像，也被与查处其他个体地下快递的镜头编辑在一起，被冠以“查处非法速递”的标题播出。在山东省潍坊市，邮局致信当地所有大型企业、银行，如果通过除邮政EMS以外的公司发快件，则将对发件人进行处罚。 邮政部门把新开办的任何一项业务都纳入其邮政专营之内，并以行业管理者自居，干涉其他速递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一个“钱”字。 4.调查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背后的动机。《中国青年报》2001年4月12日《失信的“大鹅工程”》（记者陈宝林亓树新）通过冯秋红响应县委发展“大鹅经济”的号召养了1500只鹅，可上交的时候，收鹅的人却没了的荒唐故事，批评说，“县政府的红头文件都靠不住，我们还能信谁？”政府机构设置背后动机：2001年4月10日 专栏文章《办也不办》（作者王得后）通过郑州市成立馒头办公室这件事，说明成立这办那办都是为了“升官发财”。 5.调查某些现行法律严重损害公众利益的现象和问题。“时至今日，航空、邮政、电信、铁路等行业的垄断经营何以屡破屡现，除去观念、机制、产权之类的因素，法规的滞后亦是主因。在市场经济逐步深入和所有制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的今天，原有法律条文中的不完善性正逐渐显现，进而已影响到执法时的公正程度。在一些垄断行业，主管局既是投资的主体，又在代替政府实施行业的行政管理职权。如此双重身份不改变，我们又如何期望他们在裁决市场纠纷时保持公平和公正？由此而论，阳光报业听证会案例的积极作用，就在于提醒了我们的立法部门：滞后于时代发展进程的法律条文亟待修正，不然就很难确保市场游戏的健康进行。“[6]2001年3月26日的《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乌鲁木齐市“民工子女学校发现一所关一所”的现象。该报4月2日《经济时评：民工也是纳税人》指出，动辄取缔民工子女学校的做法，各地如出一辙。各座城市（镇）的外来民工子女无处上学———上不起学，早已是现阶段九年制义务教育中无法掩饰却又少有人正视的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根据现行法规，办学须经过严格的行政审批。《义务教育法》还规定，适龄儿童在户口所在地就近入学。但是，若对照国家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原则，对各地出现的各类民工学校，地方政府就不该简单禁之，恰恰得从财力上予以适当扶持。民工作为公民，既得承担公民义务，也依法享有公民权利。现在的问题是，民工尽了义务，却常常不能充分享受权利，例如，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记者调查发现，教育部门为什么迟迟不肯放开城市（镇）的现有基础教育资源与地方教育部门热衷于教育“创收”有关。民工子女没有户口，招民工子女可以额外高收费。“解决民工子女的入学难题，看似一个教育问题，其本质却是城市（镇）政府公共政策选择的价值取向问题。重要的是，首先承认民工也是纳税人———确认他（她）们为落脚地的经济发展尽了义务，才有可能在思想认识上正视他（她）们的权利，才有可能落实民工子女受教育的权利。” -------------------------------------------------------------------------------- [1] Computer-assisted journalism: an overview,from News MediaLibraries: A Management Handbook,www.ibiblio.org/journalism/cajinv.html,editedby Barbara semonche, [2]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Salvation of Online News?，By Amy Gahran，ContentSpotlight:Online Journalism — February 7, 2000,webmaster@content-exchange.com [3] 《中国青年报》2001年4月6日《上海向垄断开刀》（记者罗新宇） [4] 《中国青年报》2001年4月19日《经济时评：“规范”成了路障》（作者 钱塘人） [5]新华社北京4月12日电（记者李佳路　邹清丽）、《中国青年报》2001年4月17日《天津连破铁路人员传送信件案，全国地下速递网络显雏形》（记者温艳萍李新玲） [6] 《中国青年报》2001年4月24日《经济时评：企业比赛　谁当裁判》（作者承伟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