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发展的绊脚石——谈精品编辑意识的不足 张国栋
【摘 要】本文以《中国青年报》2002年4、5、6月份报纸为分析样本、以内容分析为主要方法，通过几个案例的分析，浅析其精品编辑意识的不足及其原因。同时，简单阐述了如果《中国青年报》推向市场，精品编辑意识不足对其有何影响。 【关键词】《中国青年报》 精品意识 编辑 内容分析 报业市场 目前，在发行量70万份左右[1]的中央大报中，《中国青年报》是发行量最大的也是惟一的一份青年类日报。但是在新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它也面临着挑战。作为报纸的最终产品——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报纸，其质量的高低影响着报纸的发展，而编辑的意识又很大程度上影响报纸的质量。李彦宏在《试论编辑意识》一文中指出，编辑的社会意识是根本、上帝意识是前提、创造意识是关键、整体意识是基础、精品意识是落脚点。[2] 本文就着重分析了《中国青年报》编辑精品编辑意识的不足。
一 精品编辑意识的不足：案例分析
案例一：两次讨论的比较——平庸的讨论组织 4月1日，《中国青年报》用头版头条的右边占整版六分之一左右的篇幅登载了某高校（后证实为北京大学）博导俞允强教授给学校有关领导的一封信。信后有编按，希望读者对俞教授信中痛陈的大学生成绩“逐步下降”的问题各抒己见，并附地址传真和E—mail。随后从4月2日到4月30日一个月时间，《中国青年报》“教科文”版（第五版）编发了一些稿件进行讨论。 无独有偶， 3月份，《北京青年报》在对北京22中学数学教师孙维刚老师进行了几次报道之后，发现了可以挖掘之处，于是组织和展开了一场讨论。 下边就两报的讨论做一比较： 1， 讨论主题： 《中国青年报》：“大学生成绩‘稳步下降’讨论” 《北京青年报》：“素质教育是靠体制还是教师” 2， 持续时间： 《中国青年报》：从4月2日到4月30日 《北京青年报》：3月18号开始，3月21日专版讨论开始，共持续17天，除22日无文章外，一直是连续的。4月3日发表报评论员的文章，总结了本次讨论的。 3，参与人员（从版面反应出的）： 《中国青年报》：两位大学领导/管理者、一名大学毕业生、多名在校大学生。 《北京青年报》：参与讨论从中学的老师（如4月1日首师大附中教师李玉华）到大学教授（如3月31日清华大学博导刘书林、北师大心理学教授许燕），从家长到学生（包括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从教育研究机构的专门人员（4月2日中央教育研究所教育综合改革丛书编审、《素质教育与教学创新》丛书主编纪秩尚先生）到公司企业的总裁（4月2日记者采访搜狐CEO张朝阳的文章、同日也发表金山软件总裁雷军的文章）。所以可见参与《北京青年报》的人员相对很多，很广泛。 4．发表文章： 《中国青年报》：一组帖子和9篇文章。其中记者采写5篇，读者文章4篇。见表下表： 《中国青年报》所发表的讨论文章统计表（略） 《北京青年报》：18日2篇读者文章，19日记者综述读者来电，20日第三次记者综合来稿来电。21日开始整版讨论，到4月3号结束共发表了40多篇来稿、近10篇专访、两个座谈会纪要、一份调查报告。 5，所用版面（版式）： 《中国青年报》：文章所占用版面见上表；版式是上下长方形排发稿件，稿件上边每天就是黑地白字“关于大学生成绩‘稳步下降’的讨论”，不是很醒目。 《北京青年报》：从21日起到4月3日（除去22日）13天时间里，每日固定第六版（热点讨论），整版文章，版面中间插图（如右），“之X”每天变化，最后一日为“之终结篇”。 根据弥尔顿和穆勒等人的观点，报纸应该是“公众的媒介物”，即报纸应该传统各种思想和观点。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报纸来说尤其如此。所以我们的大众媒体所组织的讨论（尤其是涉及到社会好多人群的话题）是什么呢？笔者以为不是只有报社的记者编辑在发言，是读者参与发言；不是少数几个人在发言，是好多人在发言；不是同一个层面、相近层面的人在发言，是不同层面的人在发言；不是同一认知水平的人在发言，是不同认知水平的人在发言；不是某个年龄段、相同职业、某个地域（社区）的人在发言，是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不同地域（社区）的人在发言。所以《中国青年报》这么少的参与人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就两报讨论的主题比较而言，《中国青年报》的比《北京青年报》的更具有现实意义。我国的公办高等教育目前已经暴露出不少弊病，许多制度沉疴也逐渐浮出水面。对大学生的成绩（或者说综合素质）的下降是的问题，许多人多是“心照不宣”，但是在媒体上谈得还是比较少。这次有《中国青年报》这样权威性的媒体就此问题组织讨论，如果组织得好，应该说是我们高等教育之大幸。因为以《中国青年报》的权威性和影响力，讨论组织得好，有声有势有影响，应该会对部分高校的领导者管理者以及部分大学生们产生一定的影响，甚至对教育决策层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可是《中国青年报》这次组织如此平庸的讨论，让人遗憾。 陈力丹指出，党报“就一些问题应该经常开展群众性讨论”[3]，而且认为只要组织得好，会有不少人参与的。可是《中国青年报》的这次讨论为什么没有组织好呢？ 就从编辑细节上分析，《北京青年报》的讨论每天都有编者按，说明当天讨论的小主题等。这样给人的感觉是一目了然，问号插图下边黑底白字的内容是他们的地址、电子邮箱、电话，这样就是中途看见讨论的读者也知道是怎么回事，讨论到第几天了，如果想参与进去也非常方便。但《中国青年报》没有这样做（笔者曾在4月3日给第五版发邮件，建议他们像《北京青年报》这样做，但没有反应），虽然第五版报眉的右边有该版电话、传真、和电子信箱，但是并不醒目。而且每天就一小栏黑地白字：关于大学生成绩“稳步下降”的讨论。除了4月2日第一次讨论有编者按之外，其余的都没有。所以没有看4月1日报纸的读者，中途看见这个讨论，他对讨论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讨论的是什么、什么人可以参加讨论等情况都不是很清楚，参与就有难度。 表现在版面上就是，《中国青年报》讨论的稿件较少，虽然前后一个月时间，但文章只有区区几篇，隔好几天（《中国青年报》周六周日出4版，没有教科文版，因此也不会有讨论的稿件）才一篇文章。4月30日发了一篇稿子后便悄然收场，其实根本就没有讨论总结，只是之后再没有看到讨论的文章。 就讨论稿件所占版面篇幅而言，如果《北京青年报》平均按每天32版算，那讨论的文章（有13个整版）就占整个报纸的1/32，按这个比例，《中国青年报》周内算8版，那也应该每天有8×1/32=1/4的版面，但是从表中可以看出，没有一天是1/4或者近1/4，而一般都是1/7左右。篇幅小，相隔时间又长，怎么难引起读者的关注，更不用说形成冲击力了。 写一个编者按很难么？明显的留下联系和鼓励读者参与很难么？不难。而且《中国青年报》有很好的“讨论传统”，它“经常以‘征答’‘征文’‘笔谈’‘讨论会’等方式，组织青年读者就同龄人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4] 《中国青年报》“1980年以‘怎样认识人生的意义？怎样找到前进的路标？’为题的讨论中，编辑部共收到国内外青年读者的来信、来稿7万多件。”[5] 所以笔者以为，组织这样的拙劣的讨论，主要原因还是编辑的精品意识不足。 通过比较一次讨论就区分报纸孰好孰坏，那显然是不科学的。但是通过比较我们还是能发现不同的报纸，不同的编辑意识，或者可以更深层次挖掘为什么有这样的区别。 案例二：两次报道的照片编辑——煽情与不负责任 6月3日，《中国青年报》“法治社会”（第七版），发表了肩题为“铁链囚禁母女俩”，正题为“哈尔滨惊现‘家庭地狱’”的新闻。报道的事情是，哈尔滨市居民张某虐待妻子和养女，用铁链囚禁母女俩，并屡次强奸养女。稿件配发的两幅照片，右边为“养女”坐姿正面照，右边是“母亲”左脚被铁链栓着，左手拉着铁链的正面坐姿照片。两位受害人的面部都未经打码或其他形式的处理。 根据报道，养女李某某今年才16岁，事实上根据报道另一句话，“……98年，11岁的李某某……”则推算，养女今年才15岁，但不管她是15岁还是16岁，她都是未成年人！所以，第一，她的照片刊登需要得到相关父母或者监护人的同意；第二，作为受害者，她的照片面部都是应该处理的。而且此案的另一位受害人——报道中的“母亲”张某的照片也是应该处理的。但是“法治社会”版的编辑都没有处理。还有报道出现了三位当事人李某和妻子养女的全名，到底是真名还是是化名，文章结尾没有说明。 如果没有说明，这会给一般读者的感觉是这就是当事人。魏永征指出，侵害隐私权的方式之一就是，报道与“性”有关的话题而对当事人不作讳避。“特别是性犯罪、性侵害的被害人的姓名、身份、地址及足以使人辨认的特征，是一种典型的造成名誉损害的宣扬隐私的行为。”[6] 所以《中国青年报》的做法已经侵害了受害者的隐私权。而该文的编辑表现出的麻木则令人吃惊。其实6月28日“教科文版”，为报道 《首张基因身份证》一文配发的一张照片中，首张身份证上的主人照片也打码处理，上边的姓名很小，也打码处理，可编辑就不知道将李某和张某的照片进行处理。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编辑疏忽所致？笔者以为这种可能性非常小。那么这样编辑照片，其用意到底何在？要“控诉”犯罪嫌疑人的“暴行”？是为受害者大鸣不平？记者的职责就是客观报道事实，所以这是在煽情。把受害者和成年人的照片不做处理就刊登出来，是很没有人情味、也是很不负责任的。所以这反应出编辑低劣的炒作意识，而这也绝对不应该是一份严肃大报纸所作所为。 还有6月24，“法治社会”版有篇题为《我和网吧抢儿子》配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一男一女一个小孩，男的在左边背坐，影像最大；女的拉小孩离去在右边；小孩挣扎着回过头向男的方向张望。照片的男孩也就五六岁的样子，而报道中的“儿子”已经上初中，拉“儿子”回家的“我”也是男的。所以，显然这张照片和报道无关，但是整个报道并没有注明照片与文章无关。那编辑用这张照片是做什么的啊？实在让人费解。 案例三：两所高校的报道——有偿新闻的嫌疑 民办高校育才有方令人惊叹（肩题） 世界500强预订 10名西译学生(正题) 一名三年级女生年薪40万（副题） 这是6月12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的标题。这篇报道报导的事情是，“6月10日，以世界500强企业为主体的41家大型企业组成‘中国西部人力资源考察团’到陕西考察。……作为一项重要议程，41家企业来到民办西安翻译学院，……”[7]，同时预订了一批三年级在校的本科生。 大家可以看出整个标题极其煽情。而“标题中的论断在新闻中要有充分的依据”[8]，关于肩题中的“令人惊叹”一词，报道中可以找到唯一的事实就是有句北京爱立信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高级经理张明的直接引语是：“西译学生让我吃惊，他们综合素质好，适应性强。对企业来说，这些学生不用培训，来了就能用。”其他则找不到明显的例证。 正标题中的世界500强，极能迷惑读者，看题目的感觉就是好像世界500强都预订了西译的学生，其实就是41家大型企业，其中世界500强企业居多，但报道中并没有明确交代到底有多少家世界500强企业。 最引起争议的是副题中所说的大三女生年薪40万的事情。《北京青年报》6月17日《年薪40万能否兑现 学校企业是否炒作?（肩题）质疑大三女生年薪40万（正题）》一文对此事提出质疑。6月19日《北京青年报》的追踪报道中甚至报导公司否认曾预定学生。网上对大三女生40万年薪的质疑和争论挺多。 6月25日，《中国青年报》“教科文”版发了一篇报道追踪，题目是《“我们不希望被恶意炒作”》（一下简称《我》）。这则报道中当时为大三女生开出40万年薪中澳北京菲达乳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锐光说：“……同时，预录这名女生还需要公司董事会的认可，并不是签署正式的聘用合同。”那么，既然不是签署正式的聘用合同，那么6月12日的报道副题：一名三年级女生年薪40万就不是很客观了。但是《“我”》文中根本就没有提到12日的副题有何不妥。《我们不希望被恶意炒作》，那么《中国青年报》这种不客观的标题是不是炒作？或者说《中国青年报》的炒作是善意的？ 时隔不久，6月28日头版头条以12日报导西安翻译学院的稿件差不多的篇幅，以 “长沙交通学院严把‘出口关’” 肩题，“一把尺子丈量 保证学生质量”报导了长沙交通学院“严把”学生质量关的事情。这篇报道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其实象这样的报道，差不多每个高校都可以写多篇，可是为什么《中国青年报》好像对长沙交通学院情有独衷呢？ 为了能有篇篇幅还过得去的头条以达到某种“传播效果”，这篇报道实在拼凑得痕迹很明显。前边占全文不到1/3的篇幅报道了长沙交通学院毕业生的就业情况，是文章的第一部分，用“一”标开。第二部分很杂乱，其实就是想说明毕业生为什么如此走俏，但是很难找到层次，篇幅是全文的2/3多。这样头轻脚重的文章就是《中国青年报》的头版头条！ 一个月之中，相隔10多天，《中国青年报》如此不惜头版头条报道两个学校，一个煽情炒作，一个莫名其妙。其实把两篇报道分别和当日所发表的其他报道从新闻价值角度来比较，这两篇报道很难成为理所当然的头版头条。所以虽然我们不知道报道背后报纸和学校有没有交易？或者如果有，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交易？但是《中国青年报》决不会无缘无故的这样做。 案例四：《中国青年报》的世界杯=曹竞的世界杯？ 世界杯5月31日开幕，就从6月1日算起，到6月30日（包括30号）止，共一个月的时间里（30天），《中国青年报》在5号、9号、14号推出三个特刊（之前的5月30号和之后的7月1号也各有一期特刊），平时每日在世界杯专版——“绿茵风暴”有一整版的报道。据笔者统计一共发表有关世界杯的文字稿件289篇（包括有时头版的未署名世界杯稿件），平均每天发稿9.63篇。这其中在韩国的特派记着曹竞（《中国青年报》首席体育记者）的稿件占很大一部分，共178篇，平均每天6篇（178÷30约为5.93）。曹的文章占总共的61.5％。从文章数目来看，最多是5日，有9篇文章；最少的8日，有3篇文章。从篇幅上说，最多的是5日和14日，5日的13版和14版两个版，除了一篇马年华稿件和图片外，全是署名曹竞的稿件，14日9版和10版除了一篇未署名的稿件和图片外，也都是曹竞的稿件；平时曹竞稿件所占的篇幅也不少于所有文字稿件所占总篇幅的2/3。 看《中国青年报》一个月的世界杯报道，就是在看曹竞的“大本营探秘”、“米卢观点”、“绿茵旁白”、“国脚追踪”、“链接国足”、“绿茵视点”；看郭剑“不懂装懂”、“球人球事”；看马年华的“解读世界杯”；看刘静的“女性感悟”；有时还在杂拉一两篇驻东京的记者苏海河的报道。其他除了偶尔从网上扒来的所谓网友评论堆砌之外就没有什么了。其实从稿件的数目和篇幅上来说，一句话主要是看曹竞一个人！ 曹竞每天可以写那么多文章，像5号和14号，他差不多可以一天写两个整版，其出手之快、文思之捷、见解之丰，总之报道能力之强，实在不愧为《中国青年报》的首席体育记者。不过堂堂《中国青年报》——全国性唯一张中央级青年类日报——报道世界杯，差不多是一个人在唱戏，还是不太正常的。相对于周内出一般出8版、周末出四版的《中国青年报》来说，每天一个版来报道世界杯也不是很少了，但是当读者每天翻开的《中国青年报》，去看关于世界杯的报道，放眼多是曹竞的稿子，读者会怎么想会怎么看？尽管曹竞的实力是很强，文章是很好看。 试想如果曹竞病了，《中国青年报》的世界杯报道会是个什么样子？ 足球是好多人喜欢个一个运动项目，何况又是世界杯这样的体育盛事，所以大众媒体报道时，让球迷参与进来是非常有必要的。《中青报的》读者定位是青年，而球迷又多青年，但是在《中国青年报》的世界杯 报道中除了网友的评论我们看不见青年的参与。 还有让人奇怪的呢，5月30日，《中国青年报》头版的《本报今日推出‘世界杯’特刊》一文说《中国青年报》“平时的世界杯报道也不会少于两个版面”，事实上6月一个月，除去特刊和3日和4日，没有一天的报道是超过一个版面的。笔者不知道是责编或者校对没看清，把“两”没有改成“一”，还是没有实现自己的承诺？我们很希望这是该文的责编或者校对有问题，不过犯这样的错误，也实在太低级了。 以上只是这三个月里边比较典型具有代表性的几个案例，并不是说仅仅就这几点问题。比如4月11完全把新华社关于河南殷比干墓孔子真迹的报道搬过来，其实孔子真迹的真实性受到很大的质疑，随后《北京青年报》也做了追踪报道。还有一些文章矫揉造作的痕迹也是很明显的。当然不可否认，《中国青年报》有很多出彩的栏目和文章，所以不能说他们没有精品编辑意识，只能说精品编辑意识不足。
二 精品编辑意识不足：影响和原因
一．精品编辑意识不足对《中国青年报》报业市场发展的影响 1．读者关注度的降低。因为一般来说，读者会对自己参与的事情保持较高的关注度。如果他参加的讨论，投去了稿件，他就会关注每天的讨论进程，从而关注整张报纸。所以案例一中《中国青年报》讨论的组织和案例四对世界杯的组织报道，其结果就是读者对报纸关注度的降低。象大学生成绩下降这样的讨论主题，只要编辑多一点社会意识、多一点精品意识，组织得科学、合理、得当，参与的人员还是很多的。这样多的读者关注世界杯，而在《中国青年报》看到的少数几个人在报道，曹竞的文章再好，可是每天都发那么多，读者都会烦的。 “满足受众的需要是受众对新闻产生兴趣的前提”[9]，那么单调的报道怎么能让读者产生兴趣？读者对报纸的关注度能不降低？ 《中国青年报》“1983年组织‘我最喜爱的银幕青年形象’评选活动，收到选票100万张”[10]，可想而知，当时有多少人在关注《中国青年报》。 2．读者逆反心理的产生。 “新闻受众逆反心理的产生，主要渊源于他们对新闻媒体信任感的丧失，自尊心收到伤害，好奇心得不到满足等。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又渊源于新闻报道违反了真实、客观、全面、公正等原则。”[11] 案例二、三中，夸张、炒作、煽情、就是违反了真实客观的新闻报道原则。煽情和炒作，对认知水平较低的读者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可是对认知水平、受教育水平、文化水平较高的读者来说，甚至会适得其反（笔者的几位同学当天看到案例三中受害人的照片如此编辑，非常气愤，甚至有位同学当时就给第七版编辑发去了电子邮件（但《中国青年报》没有反应））。问题就在意《中国青年报》的读者大多认知水平相对还是较高的。编辑的不负责任也是读者非常反感的。 其实一般受众喜欢实事求是，也不喜欢小题大做。以“一名三年级女生年薪40万”为头条的副题，确实非常惹人眼，但是很不确切的说法。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非常重视新闻报道的精确性，他的《世界报》的城市版编辑室的墙上就贴着：“精确！精确！再精确！”而且“他经常喜欢这样说：‘精确对报纸来说犹如贞操对女人一样重要。’”[12] 但是一个预订就说大三女生年薪四十万，为什么不说“一名三年级女生可能年薪40万”呢？ 就如同老师非常讨厌学生考试作弊一样，读者也非常反感报纸搞有偿新闻。有偿新闻就是“公器私用”。所以有偿新闻的也会让读者产生逆反心理。 关注度的降低相对逆反心理还是浅层次的，关注度降低，并不说明读者不喜欢你的报纸，如果以后做得好一些，读者还会关注；但是逆反心理产生，不仅关注度是必然降低，而是直接影响对品牌的忠诚。逆反心理的结果是是读者对报纸的排斥。 3．对市场的影响。读者关注度的降低和逆反心理的产生，结果就是报纸的读者减少。“报纸是为读者提供信息服务的，而且读者的多少也决定报纸吸纳广告资源的能力。因此读者是报纸经营的基础。”[13] 甚至可以说，读者就是报纸得生命线。那么读者的减少，对一张报纸会意味着什么呢？ 二．精品编辑意识不足原因浅析 1．体制。有人说，《北京青年报》是三流的人才办一流的报纸，《中国青年报》是一流的人才办三流的报纸，当然这是传言，也欠推敲，但是它主要是说《中国青年报》的体制问题。好的体制应该是尽可能保障和促进一流人才办一流的报纸。不合理、不科学的体制就无法让人尽其材，才尽其用。《广州日报》和《北京青年报》的编辑体制和改版前都有很大的变化。“《广州日报》对采编部门采取定额记分考核……最大程度的激发了人员的积极性。”[14] 而《北京青年报》“坚持每天对见报作品进行点评和奖励，通过制度建设保证报纸质量”。[15] 2．吃老本（报纸的品牌）。《中国青年报》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较好品牌，“目前，我们中国青年报在人们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形象，我们应当珍惜本报的形象，维护本报的形象，更自觉的去创造、树立更好的形象。”[16] 这是前总编徐祝庆所说的，的确也不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同时作为中央级全国性大报，它也树立去自己的权威性，刘建明说：“媒介的权威性是媒介影响力的一种静态形式，它表现为一种征服人心的力量。”同时，“总的来说，权威是稳态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受众的影响力是不变的。”[17] 所以《中国青年报》的老本就是它几十年来塑造起来的品牌，也包括其权威性。所以报纸的质量低一点，读者一般还不易觉察，而且读者对它也非常信任，这样就会导致编辑精品意识的弱化。 3．利益。有偿新闻的甚至有意做假新闻（这里并非指《中国青年报》做假新闻）都牵涉都采编人员甚至报社的利益。《中国青年报》会轻易把头版头条拿出去报道一个学校么？同时采编人员的作为报纸的“生产者”，尤其是编辑作为把关人，他们的工资、奖金等应该与他们的工作挂钩。这样一来，自身的利益和工作质量就连在一起，他就应该保证报纸的质量。而在《中国青年报》的编辑有能力做好一份质量上乘的报纸的情况下，读者并没有看到一份精益求精的报纸，那就是编辑没有做好，为什么呢？笔者推测那就很有可能是因为编辑的自身利益由于体制等种种原因，没有怎么受到到工作质量的影响。 4．归根结蒂是没有市场的压力。《中国青年报》并没有推向市场，所以报社感觉不到市场的压力。它现在的发行量在60万份，周内八版八角，周末是四版四角钱，所以广告一年光卖报纸就有1亿多元的收入。而如果推向市场，压力自然就来了。市场是无情的、残酷的，它才不会管你过去有多辉煌，它认准的是质量和服务。
结语： 对于读者来说，报社内部如何运作、一张报纸如何制作出来、报社的采编人员具有什么样的新闻理念，他们不会太多的关心，或者根本就不会关注。读者所关心的采编人员的最终产品——呈现于读者面前的一张张具体的报纸。报纸的质量高、读者喜欢看，他就认为你能干，你的理念好。所以最关键，最重要的是把报纸的质量提高。这就是为什么精品意识是编辑的落脚点。 “……编辑人不能只办报纸，还要盯着发行市场。这并不意味着让编辑人迎合读者，而是要考虑自己的劳动产品怎么样在市场上交换成功，也就是要追去社会效益的最大化。”[18] 时代发生了变化，旧的一套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新问题。“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报社作为‘生产企业’，必须增强市场意识和质量意识。但鉴于精神产品的特殊性，增强这两种意识的统一首先在于强化报纸的精品意识，这是提高报纸质量、赢得市场份额的突破口。”[19] 所以，如果《中国青年报》推向市场，这种精品编辑意识的不足，将是它在报业市场的绊脚石。 “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同样，塑造一个成功的品牌是非常艰难的，而维护良好的品牌形象也非常不容易。而增强编辑的精品意识，做出高质量的、“好看”的、能真正吸引读者的报纸，则是维护良好品牌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