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摆好摆正“圆桌”比严惩“恶意讨薪”更重要

时评：摆好摆正“圆桌”后再来谈严惩“恶意讨薪”

作者：毛天祥（广东惠州 公司职员）

南宁市建委、公安局和劳动保障局日前联合下发了《关于严禁建设领域恶意讨薪行为的通告》(以下简称《通告》)，5种过激行为被界定为“恶意讨薪”。《通告》出台后，不少人士呼吁，“恶意讨薪”有其根源，在惩治恶意讨薪之时，政府也应制定有效政策，严惩恶意欠薪。采访中，一些农民工也表示，遭遇恶意欠薪，找了很多职能部门没能解决问题，他们才迫不得已采取“特殊手段”。(见《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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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薪时采取过激行动，即所谓“恶意讨薪”，可能会带来各种社会治安问题，但其实对农民工自身造成的伤害可能性更大。人的生命是宝贵的，相信没有人会“恶意”地拿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那么，为何近年来还是有这么多的人放弃合法合理的“温情”表达，而“热衷”于“恶意”的讨薪方式呢？

其实，如果没有恶意欠薪，又怎么会诞生“恶意讨薪”呢？农民工们之所以“奋不顾身”地选择可能对自己造成更大损失的非理性维权，往往也是事出无奈。正如一些农民工所说的那样，遭遇恶意欠薪，找了很多职能部门没能解决问题，他们才迫不得已采取“特殊手段”。也就是说，他们本也想通过“圆桌对话”来“善意讨薪”，却没有效，所以才会采取过激行为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对此，清华大学教授说得相当的专业：在我们的社会中，利益表达的渠道还是太狭窄，合法的社会抗议机制也太少，这样就很容易从忍受和沉默跳到极端的反抗，或是从上访这种温和的抗议方式升级为极端行为。

过去，我们似乎总是把利益表达和社会抗拒看得过于敏感而讳莫如深。只要发生了利益冲突，就认为那是“目无法纪”，甚至还要进行一番道德谴责。而某些人只要一听说因利益冲突而发生过激行为，就不分青红皂白认定为制造“社会动乱”。其结果呢？往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倒是忽视了完善能够容纳利益冲突和利益表达机制的种种制度安排。

其实，群众上访维护的利益本身往往都是正当的。因此，他们采取各种方式来追逐自己的利益，只要不违反法律，其行为也应是正当的。更进一步地说，即使发生利益冲突，他们的目的也相当单纯，就是为了实现某种利益要求。这并不像某些人所臆测的那样，有诸多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夹杂在里面。国家信访局原局长周占顺在接受《半月谈》杂志采访时就曾提出过至今让人记忆犹新的四个“80%”：在当前群众信访特别是群众集体信访反映的问题中，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