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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工友调查报告
工友调查报告
这是新野农村发展促进会于2004年11月底的一次工友调查的报告，参加本次调查的主要为新野农村务工人员项目部的新成员，从调查问题的设置到最后的总结都是他们在起着主导的作用，现将报告全文录下，请支农的队友与关注工友的朋友们批评指正。
工友调查报告
农村务工人员，我们习惯上称之为“农民工”，作为支农的大学生来说我们更常称的是“工友”，是指长期生活在城镇，长期从事第二、三产业劳动，以此来获得主要收入，但户口在农村，户籍身份是农民的劳动者。尽管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城市里生活，但却并未被城市文明所接纳，未能融入城市的生活节奏中，他们常年在“城”与“乡”之间流动奔波：在城市里打工挣钱，回家去媳妇盖房，在城市里拚命干活，回家养老送终。
为了更多地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我们组织了本次调查，调查对象主要为济南市建筑工地工友，用陆学艺老师《当代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的划分方法，主要调查的为“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在调查中发现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 工友权益频受侵犯，维权意识淡薄。
首先合同上来说，尽管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已早被定性为违法行为，但就我们走访的建筑工地来说，一般的砖瓦工没有一个签订了文本合同的，一般仅有口头协议，而工友们能普遍接受这个事实往往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如要求签合同，用人单位就有拒绝接纳用工的可能，签不签合同成了竞争工作的砝码。二是建筑工地的工友们一般都是随本地的包工头进城务工，碍于熟人面子而不签合同。三是即使签了合同，由于他们的知识水平普遍较低，根本就理解不透合同的内容，如果合同中间有文字花样的话，他们依然没辙。
其次，从工作时间上来看，我们调查的工地的工友们一周有七天工作日，没有周末可言，每日的工作时间虽白昼的长短而定，夏季白昼长时，可工作十多个小时，现在（初冬）也要工作八个小时向上，这种明显的加班行为，却没有加班费，因为工友们的工资大都按天计算，问他们为何能承受，他们说“工地上都是这个样子”。
再次，拖欠工资现象依然普遍，在我们调查的工友中，工资普遍要2—3个月，有的甚至要半年才能领到，为此许多的工友需要靠包工头每天数元的补助来维持生活，尽管不公平但在调查中我们却发现朴素的工友们竟似乎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二， 进城渠道单一，技术培训缺乏
我们调查的数百名工友中，普遍都是随邻居、朋友、当地的包工头等数人进城务工的，就建筑工人来说，工友们干得多是砖瓦工，日工资30元，而少经过培训的装潢工，水电工，管道工的日工资就可达到50元，在这方面我们觉得政府部门应该大有可为，首先在劳务输出方面，是不是可以从官方为农村劳力打开一条进城的渠道，水费改革后，原本压在基层政府身上的一项重担——“收费”被挪开了，政府也该以此为契机，向服务性政府转变了，其次，政府是不是可以利用自身的协调能力，请专门人员为进城务工人员进行适当的技术培训，有能力的的方可以免费，及时收一点的话，只要能在工友们的承受范围之内，还是应该没问题的，这样的话可以为他们进城后工作增加许多的附加值。如果条件成熟的话，我想培训内容还扩大化，可以增加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之类的东西，以更好的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素质及对城市的适应能力。
三， 休息时间少，娱乐方式单调
休息时间少，在前面工作时间说明里已可以看出（一周七天，每天可到十小时）在此我不再赘余。而娱乐，其实工友们的娱乐根本不能等同于我们正常理解的“娱乐”，然而没有合适的词，我们姑且把工友们在难得的空闲时间里所做的一切都做为使他们的“娱乐”。这样逛街、聊天、看电视甚至是冬天里晒太阳都可以作为娱乐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聊天是他们自我感觉是娱乐的最常用方式，原本我们以为会有很高比例的打扑克、看电视在调查中反倒并不常见，首先很少有一整块时间打扑克，即使是晚上，由于一天工作的劳累实在没精神去玩扑克。至于电视，20世纪八十年代的全村围着一台电视的宏大场面又现了，小小的一台电视前竟可以围上近两百口人。工友们生活方式的单一让我们着实惊讶不已。
四， 自卑感强，自我认同感不足
在与工友的交流中，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他们与我们所处城市的格格不入，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在这工作了好些年了，但由于干的是最累最脏的活，吃的是很差的饭菜，住的是简陋的房子，穿的是破旧的衣服，再加上城市人异样的眼光，都增强了他们的自卑感，他们说到在公共场合（如公交车上）看到城市人那厌恶的表情心里总凉凉的，也正因此，他们单独的时候都不愿出去。他们自己以及我们许多的城市人也都忘了这栋栋高楼由谁而起了，他们也无法认识到自己对城市发展的贡献。
面对种种问题，我们大学生出了调研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的想法如下：
首先可以到工地进行文艺演出 这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生活方式单调的工友们所需求的也是所期望的，也是我们利用自身资源最容易做到的，对于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来说，文艺节目或许已不具备那么强的吸引力，但对工友们来说却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更何况借助演出的机会可以架起与工友们沟通的桥梁。至于节目来说，不用要求如何精致，只要是出自内心的，可以互动的就行，因为对于把“过年”作为最大心愿（在调查中，当我们问“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时，有六成的工友说是过年）的工友来说能热闹起来他们就已经满足了。
其次，法制宣讲进工地 对于我们来说收集相关权益保护的法律资料比较容易，我们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些资源为工友们做些事，不过尽量要避免简单得把法律知识复印以后带到工地，因为工友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最好是先自己领会后，用简单的语言表达给他们，甚至可以变成快书、话剧结合文艺演出一块送到工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建议法制宣讲时不要绕开建筑公司人员及工程负责人，甚至可以通过协调把普法宣传作为其建筑工地的一个特色宣传出去，真正实现工地、工友、大学生三方受益。
第三，宣传发动，促进相关非政府组织的形成 我们做工友调查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而是通过调查，及针对调查结果的一系列宣传活动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让一般的城市人来关注农村务工人员，来了解他们的生活，来认识他们的价值，来以正常的眼光和心态看待他们，另一方面我们的呼吁能让更多的懂得相关知识的，尤其是有法律知识的人士能主动起来，通过自愿服务，乃至成立非政府组织来帮助当前这1.3亿的工友们，来帮助这个虽然庞大，但却生活在社会边缘的群体，他们自己很难形成组织来保护自己，一旦遭到侵权便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调查中，我们碰到这样一个例子：一伙工友被拖欠了工资却不知向谁讨要，如何讨要，无奈之下，他们到市中心交通繁忙地段拦车堵路，封闭交通，目的很简单，只是想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虽说他们的问题解决了，但我却似乎看到了整个社会的悲凉，我们给予他们太少的关爱与帮助。
参与调研的成员：张志龙 屈鲁宁 王玉安 李志刚 秦亚丹 鲁晓慧
王聪 罗卫琴 赵天鹏 孙毅婷 杨建生 黄庆委 王丽
（2004年12月）
这是新野农村发展促进会于2004年11月底的一次工友调查的报告，参加本次调查的主要为新野农村务工人员项目部的新成员，从调查问题的设置到最后的总结都是他们在起着主导的作用，现将报告全文录下，请支农的队友与关注工友的朋友们批评指正。
工友调查报告
农村务工人员，我们习惯上称之为“农民工”，作为支农的大学生来说我们更常称的是“工友”，是指长期生活在城镇，长期从事第二、三产业劳动，以此来获得主要收入，但户口在农村，户籍身份是农民的劳动者。尽管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城市里生活，但却并未被城市文明所接纳，未能融入城市的生活节奏中，他们常年在“城”与“乡”之间流动奔波：在城市里打工挣钱，回家去媳妇盖房，在城市里拚命干活，回家养老送终。
为了更多地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我们组织了本次调查，调查对象主要为济南市建筑工地工友，用陆学艺老师《当代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的划分方法，主要调查的为“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在调查中发现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 工友权益频受侵犯，维权意识淡薄。
首先合同上来说，尽管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已早被定性为违法行为，但就我们走访的建筑工地来说，一般的砖瓦工没有一个签订了文本合同的，一般仅有口头协议，而工友们能普遍接受这个事实往往出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如要求签合同，用人单位就有拒绝接纳用工的可能，签不签合同成了竞争工作的砝码。二是建筑工地的工友们一般都是随本地的包工头进城务工，碍于熟人面子而不签合同。三是即使签了合同，由于他们的知识水平普遍较低，根本就理解不透合同的内容，如果合同中间有文字花样的话，他们依然没辙。
其次，从工作时间上来看，我们调查的工地的工友们一周有七天工作日，没有周末可言，每日的工作时间虽白昼的长短而定，夏季白昼长时，可工作十多个小时，现在（初冬）也要工作八个小时向上，这种明显的加班行为，却没有加班费，因为工友们的工资大都按天计算，问他们为何能承受，他们说“工地上都是这个样子”。
再次，拖欠工资现象依然普遍，在我们调查的工友中，工资普遍要2—3个月，有的甚至要半年才能领到，为此许多的工友需要靠包工头每天数元的补助来维持生活，尽管不公平但在调查中我们却发现朴素的工友们竟似乎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二， 进城渠道单一，技术培训缺乏
我们调查的数百名工友中，普遍都是随邻居、朋友、当地的包工头等数人进城务工的，就建筑工人来说，工友们干得多是砖瓦工，日工资30元，而少经过培训的装潢工，水电工，管道工的日工资就可达到50元，在这方面我们觉得政府部门应该大有可为，首先在劳务输出方面，是不是可以从官方为农村劳力打开一条进城的渠道，水费改革后，原本压在基层政府身上的一项重担——“收费”被挪开了，政府也该以此为契机，向服务性政府转变了，其次，政府是不是可以利用自身的协调能力，请专门人员为进城务工人员进行适当的技术培训，有能力的的方可以免费，及时收一点的话，只要能在工友们的承受范围之内，还是应该没问题的，这样的话可以为他们进城后工作增加许多的附加值。如果条件成熟的话，我想培训内容还扩大化，可以增加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之类的东西，以更好的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素质及对城市的适应能力。
三， 休息时间少，娱乐方式单调
休息时间少，在前面工作时间说明里已可以看出（一周七天，每天可到十小时）在此我不再赘余。而娱乐，其实工友们的娱乐根本不能等同于我们正常理解的“娱乐”，然而没有合适的词，我们姑且把工友们在难得的空闲时间里所做的一切都做为使他们的“娱乐”。这样逛街、聊天、看电视甚至是冬天里晒太阳都可以作为娱乐了，在调查中我们发现聊天是他们自我感觉是娱乐的最常用方式，原本我们以为会有很高比例的打扑克、看电视在调查中反倒并不常见，首先很少有一整块时间打扑克，即使是晚上，由于一天工作的劳累实在没精神去玩扑克。至于电视，20世纪八十年代的全村围着一台电视的宏大场面又现了，小小的一台电视前竟可以围上近两百口人。工友们生活方式的单一让我们着实惊讶不已。
四， 自卑感强，自我认同感不足
在与工友的交流中，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他们与我们所处城市的格格不入，尽管他们中许多人已经在这工作了好些年了，但由于干的是最累最脏的活，吃的是很差的饭菜，住的是简陋的房子，穿的是破旧的衣服，再加上城市人异样的眼光，都增强了他们的自卑感，他们说到在公共场合（如公交车上）看到城市人那厌恶的表情心里总凉凉的，也正因此，他们单独的时候都不愿出去。他们自己以及我们许多的城市人也都忘了这栋栋高楼由谁而起了，他们也无法认识到自己对城市发展的贡献。
面对种种问题，我们大学生出了调研以外还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的想法如下：
首先可以到工地进行文艺演出 这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生活方式单调的工友们所需求的也是所期望的，也是我们利用自身资源最容易做到的，对于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来说，文艺节目或许已不具备那么强的吸引力，但对工友们来说却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更何况借助演出的机会可以架起与工友们沟通的桥梁。至于节目来说，不用要求如何精致，只要是出自内心的，可以互动的就行，因为对于把“过年”作为最大心愿（在调查中，当我们问“你现在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时，有六成的工友说是过年）的工友来说能热闹起来他们就已经满足了。
其次，法制宣讲进工地 对于我们来说收集相关权益保护的法律资料比较容易，我们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些资源为工友们做些事，不过尽量要避免简单得把法律知识复印以后带到工地，因为工友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最好是先自己领会后，用简单的语言表达给他们，甚至可以变成快书、话剧结合文艺演出一块送到工地。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建议法制宣讲时不要绕开建筑公司人员及工程负责人，甚至可以通过协调把普法宣传作为其建筑工地的一个特色宣传出去，真正实现工地、工友、大学生三方受益。
第三，宣传发动，促进相关非政府组织的形成 我们做工友调查的目的绝不是为了调查而调查，而是通过调查，及针对调查结果的一系列宣传活动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让一般的城市人来关注农村务工人员，来了解他们的生活，来认识他们的价值，来以正常的眼光和心态看待他们，另一方面我们的呼吁能让更多的懂得相关知识的，尤其是有法律知识的人士能主动起来，通过自愿服务，乃至成立非政府组织来帮助当前这1.3亿的工友们，来帮助这个虽然庞大，但却生活在社会边缘的群体，他们自己很难形成组织来保护自己，一旦遭到侵权便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调查中，我们碰到这样一个例子：一伙工友被拖欠了工资却不知向谁讨要，如何讨要，无奈之下，他们到市中心交通繁忙地段拦车堵路，封闭交通，目的很简单，只是想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虽说他们的问题解决了，但我却似乎看到了整个社会的悲凉，我们给予他们太少的关爱与帮助。
参与调研的成员：张志龙 屈鲁宁 王玉安 李志刚 秦亚丹 鲁晓慧
王聪 罗卫琴 赵天鹏 孙毅婷 杨建生 黄庆委 王丽
（2004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