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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份来自隐蔽群体的调查报告
一份来自隐蔽群体的调查报告
前不久，来自中国医学界、社会学界、生命科学界、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及从事妇女工作的有关专家汇聚一堂，对目前我国性病、艾滋病及卖淫群体的关系进行研讨。对娼妓这一特殊群体进行了必要的调查与研究。
她们也有等级划分
在妓女这个特殊人群组成的道德共同体中，同样存在阶层的划分，这一点更强化了它作为“亚文化”的特性。
妓女中，处于最高层的是“二奶”。她们往往有自己的豪华住所和私人轿车。在广东、广西的调查点里，“包二奶”很普遍。一种是香港或台湾包租者，定期不定期地来大陆，或者以投资者的身份长期居住；另外一种情况是被当地人包租-更准确地说是纳妾，其中4O岁左右的人包二奶的最多。
第二等级是四星级以上宾馆的小姐，她们经常受到宾馆或某些人的庇护，往往以能够结识有钱、有地位的人而觉得自己也很有身份。
三是三星级档次的饭店、歌舞厅的小姐；四是普通餐馆、发廊的小姐；最下等的是街头的散兵游勇，她们要价非常低，有的甚至可以低到一次只需5元钱就可成交。
她们的收入状况
据广西有关方面报告，广西某地发廊的小姐，多的时候每星期三四个客人，少的时候每星期一个客人。多的每月能赚到5000-6000元少的是1000-2000元。
从上海的调查情况来看，受访的卖淫女性一次卖淫的收入从2元到2万元人民币不等，她们的月平均收入在2OO元以下的占11.7％；1000-1800元的占11.6％；3.5-4.5万元的占 1.5％。
武汉的调查情况是，每次收费在3O-2O00元不等，卖淫女的价格与其年龄、外貌、气质和社会经历密切相关。收费少的，多数为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的拉客者。
如果在卖淫过程中，有皮条客的介入，卖淫女性一般会付给他们一定的费用。
上海的调查显示，11％的卖淫女性全部由皮条客拉客，42.6％的人是部分由皮条客拉客。她们每次接客的收入，必须付给皮条客 50％-60％的占 2.6％；付 3O％-5O％的占2.4％，付给30％以下的占15.7％。目前大多数饭店的老板已不直接介入卖淫活动中，他们只是赚取小姐带客人来消费的餐费。
促成因素与动机
在上海进行问卷调查的153名女性中，18岁以前就涉足卖淫的有38人，占被调查对象的 25.3％，卖淫女呈低龄化发展趋势。就最初涉足卖淫的口述动机和原因来看，出于好奇或追求享乐、在女伴的引介或男友的鼓励下进入娱乐业后涉足卖淫的占31.6％；为了贴补父母或积聚资本以图将来发展的占 39.4％；恋爱失败、为报复男性或破罐子破摔的占 13.2%。
武汉收容所的调查结果是：63％的人承认自己社交圈子周围的人都赏识或正在从事色情活动，14％的人是被流氓恶势力逼迫控制。
一位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在家待业的女孩，就是因为看到女友在娱乐场所坐台、喝酒聊天可以赚大钱，出于好奇也加入这一行业。初来她只是陪客人喝酒，但渐渐地，在领班和同伴的暗示及客人的要求下，为了拉住客人，同时更多地赚钱，就开始涉足卖淫。 上海的调查者从个案访谈中发现，不少卖淫女孩都有比较固定的、知情的男友，并充当皮条客兼保镖的角色。当少女没有生意时，两人成双入对出入高消费场所，共同挥霍卖淫所得；当女方做生意时，男友在外面等候，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女孩还没有出现，男友会用手机与其进行联络。
不少研究人员还认为，性体验的低龄化常常是导致少女卖淫的重要原因。
嫖客是些什么人
上海的调查者发现，卖淫女性对嫖客的身份大都了解得很清楚。从受访对象反映的情况来看，现行的卖淫者中私营老板占了大多数，为 69.5％。如果加以细分的话，个体户占 54.5％，企业干部占 2O.l％，国家干部占11％，外国人占11％，一般工人占9.7％，供销采购人员占7.1％，司机占6.5％，港台投资者占3.9％，无业人员占1.9％。
从武汉妇教所的调查来看，有27％的调查对象遇到过完全无性经验的买淫男性，他们的年龄在17-20岁之间，对待这些人，其中29％的被调查者拒绝与其性交；57％的人曾劝其放弃这种念头。
青岛对15位性服务工作者的调查也表明，她们接待过的嫖客年龄最小的约15岁，最大者约70岁。
性交易多是以现金完成的，场地越来越多样化，比较多的是在高级宾馆、自己祖来的房中、顾客家中或朋友家中，但是发廊、公园、建筑工地、电影院等地世成为不同层次卖淫女性选择的场所。
在从事性服务的女性服中，较受欢迎的是外国人，从小姐的自述当中发现，在性交易过程当中，她们希望能够受到平等的对待。
“中国饿男人，在完事后，就从衣袋里掏出钱来，往床上一扔说，这是给你的，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尽管对中国男性颇有微词，但个体老板仍最受卖淫者欢迎，其次是单位的领导。打工仔、长途司机等皆在不受欢迎之列。
传播性病爱滋病的高危人群
媛被确认为二期梅毒后，十分恐慌，但当她得知梅毒并不难治愈时，就向医生说：
“我想一个月后再治疗。”
一个月之后，媛又来到医生处接受治疗。她告诉医生，她从来没有像今大这样高兴过。在一个月时间之内，她先后共与40余人发生过性关系，即使在月经期间也没有停止过。在每次与他人发生性交关系时，她都是积极主动，用尽心机，尤其是对熟客。媛对医生说，如果梅毒真的像书上说的能够通过性传染的话，在一个月内，与她发生关系的男人却躲不过去。
上海的被调查者当中，有 68.2％的人表示，假设自己感染艾滋病，不会将实情告诉他人；9.1％的人表示，感染艾滋病后，会继续卖淫；13.6％的人表示，自己会把艾滋病有意传给他地反正自己已经这样了，不如多死几个。
中国目前公布的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的人数为3O多万，据世界卫生组织推算，到本世纪末，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人数将增加到2OO万。而每个艾滋病患者的医疗费用是8-10万元人民币，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性活动中，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有效方式之一。但调查显示，只有29.2％的人坚持每次都用安全套。
上海从事性交易的女性对艾滋病的认识不全面，认为性交会传播艾滋病的占71.7％，认为输血会传播的占72.7％，认为接吻会传播的占47.4％，还有7.1％的人认为握手会传播，28.6％的人认为蚊虫叮咬会传播，11.7％的表示不知道。
研究者称，如果不做好性病艾滋病的预防工作，卖淫女性就可能成为性病艾滋病传播的中介者，因为与她们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是一个群体。
严打的应该是嫖客还是卖淫女
中国目前的行政法规定，卖淫、嫖娼的最高罚款数额为5000元人民币，劳动教养半年-2年。
在妇女教养所，主要实行的是劳动改造。高强度的劳动，更加深卖淫女对体力劳动的畏惧与厌恶。此外，社会上的歧视，使得她难以找到合适的职业。上海的调查者在访谈中发现，有49.4％的人表示如果有正当的职业，她们将不再从事卖淫。而46.1％的人表示很难说，有45％的人表示还会去干。而实质上，不少女性服务者在劳教释放后几乎立刻就重新开始卖淫。
在严打过程中，主要是对卖淫妇女的打击，嫖娼者被罚款的为多数，被收容教养的极少。社会学者认为，严厉打击的对象应该是强迫妇女卖淫的“鸡头”、“皮条客”，而更多人则认为，嫖客比卖淫女更可恶，特别是那些拿或贪污公款挥霍的领导者。
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 孰是孰非
针对日前的我国现状，有人建议，设立红灯区，一切都公开化，在红灯区工作的人要领证上岗，并做相应的健康检查与监督，以防止疾病的蔓延。
反对者认为，如果这样做将会导致性服务行业转为更加隐秘的地下状态，更无法控制疾病的传播。
为控制当前日趋严重的不利局面，许多人士也身体力行的想了一些办法，如福建、海南、广东、山西、四川及山东的一些地方，实行娱乐业小姐上岗证制度。今年我国有些权威部门也正式发文规定，如果在文件包里发现安全套，不能再当作卖淫的证据之一。上海市已正式实施这一规定、甚至有些市还明文禁止医生随便指责病人，只能做一些善意的劝说等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但到底结果如何，还尚需时日的检验。
许多与会的研究者认为，中国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伴随着多种经济体制共存，价值观的多元化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为了有效地防止艾滋病、件病流行、蔓延、肆虐人类一我们首先应向对现实。
从防治性病艾滋病的角度看，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普及卫生科学知识，教育群众法身自爱，这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来源：《健康天地》
前不久，来自中国医学界、社会学界、生命科学界、性病艾滋病防治中心及从事妇女工作的有关专家汇聚一堂，对目前我国性病、艾滋病及卖淫群体的关系进行研讨。对娼妓这一特殊群体进行了必要的调查与研究。
她们也有等级划分
在妓女这个特殊人群组成的道德共同体中，同样存在阶层的划分，这一点更强化了它作为“亚文化”的特性。
妓女中，处于最高层的是“二奶”。她们往往有自己的豪华住所和私人轿车。在广东、广西的调查点里，“包二奶”很普遍。一种是香港或台湾包租者，定期不定期地来大陆，或者以投资者的身份长期居住；另外一种情况是被当地人包租-更准确地说是纳妾，其中4O岁左右的人包二奶的最多。
第二等级是四星级以上宾馆的小姐，她们经常受到宾馆或某些人的庇护，往往以能够结识有钱、有地位的人而觉得自己也很有身份。
三是三星级档次的饭店、歌舞厅的小姐；四是普通餐馆、发廊的小姐；最下等的是街头的散兵游勇，她们要价非常低，有的甚至可以低到一次只需5元钱就可成交。
她们的收入状况
据广西有关方面报告，广西某地发廊的小姐，多的时候每星期三四个客人，少的时候每星期一个客人。多的每月能赚到5000-6000元少的是1000-2000元。
从上海的调查情况来看，受访的卖淫女性一次卖淫的收入从2元到2万元人民币不等，她们的月平均收入在2OO元以下的占11.7％；1000-1800元的占11.6％；3.5-4.5万元的占 1.5％。
武汉的调查情况是，每次收费在3O-2O00元不等，卖淫女的价格与其年龄、外貌、气质和社会经历密切相关。收费少的，多数为在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的拉客者。
如果在卖淫过程中，有皮条客的介入，卖淫女性一般会付给他们一定的费用。
上海的调查显示，11％的卖淫女性全部由皮条客拉客，42.6％的人是部分由皮条客拉客。她们每次接客的收入，必须付给皮条客 50％-60％的占 2.6％；付 3O％-5O％的占2.4％，付给30％以下的占15.7％。目前大多数饭店的老板已不直接介入卖淫活动中，他们只是赚取小姐带客人来消费的餐费。
促成因素与动机
在上海进行问卷调查的153名女性中，18岁以前就涉足卖淫的有38人，占被调查对象的 25.3％，卖淫女呈低龄化发展趋势。就最初涉足卖淫的口述动机和原因来看，出于好奇或追求享乐、在女伴的引介或男友的鼓励下进入娱乐业后涉足卖淫的占31.6％；为了贴补父母或积聚资本以图将来发展的占 39.4％；恋爱失败、为报复男性或破罐子破摔的占 13.2%。
武汉收容所的调查结果是：63％的人承认自己社交圈子周围的人都赏识或正在从事色情活动，14％的人是被流氓恶势力逼迫控制。
一位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在家待业的女孩，就是因为看到女友在娱乐场所坐台、喝酒聊天可以赚大钱，出于好奇也加入这一行业。初来她只是陪客人喝酒，但渐渐地，在领班和同伴的暗示及客人的要求下，为了拉住客人，同时更多地赚钱，就开始涉足卖淫。 上海的调查者从个案访谈中发现，不少卖淫女孩都有比较固定的、知情的男友，并充当皮条客兼保镖的角色。当少女没有生意时，两人成双入对出入高消费场所，共同挥霍卖淫所得；当女方做生意时，男友在外面等候，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女孩还没有出现，男友会用手机与其进行联络。
不少研究人员还认为，性体验的低龄化常常是导致少女卖淫的重要原因。
嫖客是些什么人
上海的调查者发现，卖淫女性对嫖客的身份大都了解得很清楚。从受访对象反映的情况来看，现行的卖淫者中私营老板占了大多数，为 69.5％。如果加以细分的话，个体户占 54.5％，企业干部占 2O.l％，国家干部占11％，外国人占11％，一般工人占9.7％，供销采购人员占7.1％，司机占6.5％，港台投资者占3.9％，无业人员占1.9％。
从武汉妇教所的调查来看，有27％的调查对象遇到过完全无性经验的买淫男性，他们的年龄在17-20岁之间，对待这些人，其中29％的被调查者拒绝与其性交；57％的人曾劝其放弃这种念头。
青岛对15位性服务工作者的调查也表明，她们接待过的嫖客年龄最小的约15岁，最大者约70岁。
性交易多是以现金完成的，场地越来越多样化，比较多的是在高级宾馆、自己祖来的房中、顾客家中或朋友家中，但是发廊、公园、建筑工地、电影院等地世成为不同层次卖淫女性选择的场所。
在从事性服务的女性服中，较受欢迎的是外国人，从小姐的自述当中发现，在性交易过程当中，她们希望能够受到平等的对待。
“中国饿男人，在完事后，就从衣袋里掏出钱来，往床上一扔说，这是给你的，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尽管对中国男性颇有微词，但个体老板仍最受卖淫者欢迎，其次是单位的领导。打工仔、长途司机等皆在不受欢迎之列。
传播性病爱滋病的高危人群
媛被确认为二期梅毒后，十分恐慌，但当她得知梅毒并不难治愈时，就向医生说：
“我想一个月后再治疗。”
一个月之后，媛又来到医生处接受治疗。她告诉医生，她从来没有像今大这样高兴过。在一个月时间之内，她先后共与40余人发生过性关系，即使在月经期间也没有停止过。在每次与他人发生性交关系时，她都是积极主动，用尽心机，尤其是对熟客。媛对医生说，如果梅毒真的像书上说的能够通过性传染的话，在一个月内，与她发生关系的男人却躲不过去。
上海的被调查者当中，有 68.2％的人表示，假设自己感染艾滋病，不会将实情告诉他人；9.1％的人表示，感染艾滋病后，会继续卖淫；13.6％的人表示，自己会把艾滋病有意传给他地反正自己已经这样了，不如多死几个。
中国目前公布的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的人数为3O多万，据世界卫生组织推算，到本世纪末，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人数将增加到2OO万。而每个艾滋病患者的医疗费用是8-10万元人民币，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性活动中，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有效方式之一。但调查显示，只有29.2％的人坚持每次都用安全套。
上海从事性交易的女性对艾滋病的认识不全面，认为性交会传播艾滋病的占71.7％，认为输血会传播的占72.7％，认为接吻会传播的占47.4％，还有7.1％的人认为握手会传播，28.6％的人认为蚊虫叮咬会传播，11.7％的表示不知道。
研究者称，如果不做好性病艾滋病的预防工作，卖淫女性就可能成为性病艾滋病传播的中介者，因为与她们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是一个群体。
严打的应该是嫖客还是卖淫女
中国目前的行政法规定，卖淫、嫖娼的最高罚款数额为5000元人民币，劳动教养半年-2年。
在妇女教养所，主要实行的是劳动改造。高强度的劳动，更加深卖淫女对体力劳动的畏惧与厌恶。此外，社会上的歧视，使得她难以找到合适的职业。上海的调查者在访谈中发现，有49.4％的人表示如果有正当的职业，她们将不再从事卖淫。而46.1％的人表示很难说，有45％的人表示还会去干。而实质上，不少女性服务者在劳教释放后几乎立刻就重新开始卖淫。
在严打过程中，主要是对卖淫妇女的打击，嫖娼者被罚款的为多数，被收容教养的极少。社会学者认为，严厉打击的对象应该是强迫妇女卖淫的“鸡头”、“皮条客”，而更多人则认为，嫖客比卖淫女更可恶，特别是那些拿或贪污公款挥霍的领导者。
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 孰是孰非
针对日前的我国现状，有人建议，设立红灯区，一切都公开化，在红灯区工作的人要领证上岗，并做相应的健康检查与监督，以防止疾病的蔓延。
反对者认为，如果这样做将会导致性服务行业转为更加隐秘的地下状态，更无法控制疾病的传播。
为控制当前日趋严重的不利局面，许多人士也身体力行的想了一些办法，如福建、海南、广东、山西、四川及山东的一些地方，实行娱乐业小姐上岗证制度。今年我国有些权威部门也正式发文规定，如果在文件包里发现安全套，不能再当作卖淫的证据之一。上海市已正式实施这一规定、甚至有些市还明文禁止医生随便指责病人，只能做一些善意的劝说等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但到底结果如何，还尚需时日的检验。
许多与会的研究者认为，中国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伴随着多种经济体制共存，价值观的多元化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为了有效地防止艾滋病、件病流行、蔓延、肆虐人类一我们首先应向对现实。
从防治性病艾滋病的角度看，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普及卫生科学知识，教育群众法身自爱，这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来源：《健康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