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1/14 17:04 新周刊


　　在红宝书开篇“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中，革命领袖就用他那如橼大笔清晰地刻划出当时的社会版图，这一“六阶层划分法”一直没人敢动。直到几十年后临到入世了，我们才意识到有必要重新描绘一下。中国社科院抛出了中国当今社会“十阶层划分法”——问题是，对于一个仅经历20余年变故且依然在变并无任何现成参照系的格局而言，用什么笔法画似乎都只能达到后期印象派的效果。


　　阶层之窘

　　“我家出了个资本家！”这是电影《心想事成》中要说的一句话。影片中当资本家的大儿子给当工人阶级的父亲过生日，而依然当工人阶级的小儿子和当学生的女儿则一边冷嘲热讽，一边撺得资本家哥哥多“出血”。老头儿最初的梦想似乎并不高，只想当个驻美领事馆的看门人，中国热了，排队等签证的自然多了，我想让谁进就让谁进，自豪！

　　短短20余年就是这样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关系。中学同学聚会时，往往是先“啊”半天叫不出某某的名字，然后是互递名片，“哦，是经理啦！”“哦，是董事长啦！”“哦，当处长啦！”当然还有连名片都不趁的。一时间有“忽然阶层了”的感觉，家庭阶层了，同班同学也阶层了，连过去的女友们都阶层了。不由你唏嘘不已。

　　记得回老家时，有个老头儿反复唠叨：解放战争时我要是不跑回来，早就当官啦！此老头儿和老爹一块儿当兵，只因初上战场屁股上就挨了一枪，吓得跑了回来。老爹腿上挨了一枪可没跑，他后来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儿。两个老头的出路就是这样被一颗子弹改变了，一个仍然在刨地，一个却坐上了小车。你说阶层这玩艺儿有没有定数？

　　小女人爱上了大上海

　　要说用20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13亿人口的国家给重新阶层化了，谁都怀疑。可在中国有一个城市是特例，那就是上海。在中国，上海只像上海自己，相信多数上海人都同意这一点。这种优越感随着全国经济风向标指向上海浦东而空前膨胀。都说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人，可上海人血液就有贵族意识，那些一边肆无忌惮剔牙一边高喊“买单！”的广东佬只会受到鄙夷的眼神。而一句“阿拉上海人”说明了一切。上海人的阶层意识是溶化到血液里的。

　　上中学时，老师就教导我们“要找到自己的位置”。上海人无疑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海绝对是个对号入座的地方。你是什么人，你穿什么衣，你进什么馆子，服务员或侍应生都会给你恰如其分的礼遇。如果你是个莽撞的外省人你会感到很压抑；而如果你是个小资的小女人你会很释然——因为嫁个有钱有地位又爱你的男人你会很享受。

　　社会学家邓伟志主持的一项调查表明，61%的上海人“愿意和比自己阶层高的人打交道”。你不得不承认，在一个“上行的”社会结构中，势利是其必然产物。所以你只能卯足了劲儿向上奔，如果你还想出人头地、占个好位置的话。

　　什么是划分不出来的？

　　愤世嫉俗者一边儿高喊着平等、打倒，一边儿一溜烟地跑进酒巴和上演切·格瓦拉的剧院。只是时髦无法取代现实。走在香港油麻地金铺鳞次栉比的大街上，心里不由冒出一个“抢”字。此时你忽然明白了港片中劫金铺的场面为何会那么多。这是一种社会释放，下层人的释放，因为在香港这个社会中，阶层化太规范了，在香港大街上电影中的坏人见不着，见到的都是些行色匆匆奔社会位置的人。

　　是啊，坐在阶层之梯上部的人要允许下面人的释放，有时还得拉把手。在新“十阶层划分法”中，私营企业主都成了社会“主导阶层”了。而那些享有“特权奶酪”者也该开放一下你们的迷宫，让别的小老鼠们进来嗅嗅、吃吃。

　　现在的西方福利制度是个大天秤，在所得税高达50%的国度(像北欧)，富人和穷人的区别，不在物质享受，而在所谓自我实现感。财富变成生命延续的一种方式。

　　新教伦理宣称，人的财富积累不过是换一张直通天堂的单程机票，财富多的兴许能坐个头等舱，如此而已。

　　其实，说到最后，阶层只是个社会标签。富人、穷人只是学者、传媒和广告商贴给人们的标签而已。你富了，你被恨了；你穷了，你被同情了。佛说，所谓“昨日、今日和明日”的概念，不过是人强加给时间的一种标签，可自从有了这种标签，你就平添了“昨日之忧，今日之烦，明日之愁”。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把人为的标签看得那么重，尤其是那些别有居心强加在你头上的标签。

　　快快乐乐地享用上帝赐予你的所有，坦坦然然地面对生活加给你的一切。把每一天都当作你余下日子的第一天——当然有一天例外，那就是你不在了，那一天你身上的所有标签都失去了意义。(文/肖锋)

时尚标签里的阶层之变
2002/01/14 17:02 新周刊

　　时尚常常就是一种标签，标实出你的品位、身份以及你的社会认同意识。时尚的变化不仅仅反映着社会集体趣味的流变，同时也投射出阶层变迁的隐秘逻辑。
　　“皮尔·卡丹”
　　与同一时期流行的“金利来”一样，“皮尔·卡丹”成为20世纪80年代早几年中国最
高档、最有实力的时尚品牌，且为最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主要是“万元户”所拥有。那个时代人们对于财富、地位的渴望，非常集中地投射在一身名叫“皮尔·卡丹”的西服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以后，中国以高档服装品牌来标识自身社会地位和品味档次的“身份意识”，便是从“皮尔·卡丹”开始的。毕竟，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月收入也只有两位数的情况下，一条数百元的“皮尔·卡丹”皮带或者“金利来”领带，就足以使你与芸芸众生拉开巨大的距离。
　　人头马
　　人头马一开，老底露出来。
　　近20多年来，中国先富起来的那拨人成了不少事也败了不少事，“人头马”就是一个简单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暴发户们在酒店里用人头马来比富的传闻今天已经听不到了。而今天，也有的酒吧的酒柜里偶尔看到酒柜里陈列着的被喝得深浅不一的人头马酒瓶上贴着马先生、陈先生、欧先生等买主的标签，已不复当年的羡艳和咂舌了。仍然有人会喝上万元1瓶的路易十三，但你若不想被人当成暴发户而嗤之以鼻的话，最好还是选择红酒或啤酒，因为至少在时尚人士的眼中，单纯以财富来划定阶层的做法已经没有意义了。
　　派克笔
　　一个地位和品味双全者而言，派克笔肯定是他最爱用的书写工具。
　　虽说圆珠笔已经大行其道，而所谓的“签字笔”也被广受青睐，但对于人类的书写行为来说，19世纪自来水笔的诞生是第一次革命——这实现了流动书写的巨大可能。上个世纪40年代中期圆珠笔的出现将这种革命的意义向大众化的层面推进了一大步。但同样是革命，自来水笔确立的是一种书写的传统，而圆珠笔则以其廉价和耐用使书写更为普及化。所以，许多历史性条约的签定用的都是自来水笔。比如1945年5月艾森豪威尔在巴黎签署的停战协约用的就是一支镶有四颗纯金星(当时艾为四星上将)的派克笔，而不久前石广生部长在多哈签下的中国入世协议书，用的则是一支24K纯金英雄金星。
　　很显然，金笔所意味着的是一种尊贵和价值——这在平民化的书写工具被广泛接受的今天尤其显得突出，而事实上，当电脑普及后(这是书写的第三次可能也是最致命的革命)，用笔书写的机会正在慢慢减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你会发现，地位越高的人，用笔书写的机会就越少——他们通常要做的唯一书写行为就是在文件和各类单据上签字。这个时候，一支精美的派克自来水是再合适不过了，当然，只是一个小公务员的你或许也买得起一支昂贵的派克自来水笔。但你如果没有重要文件可签，甚至连信用卡的对账单都没有，那么还是用圆珠笔吧，这和你的身份比较适合些。
　　波音
　　在德国《空中旅行》杂志80年前开列的一份航空公司“理想乘客”中，名列前茅的是政治家、成功的商人、律师、出席国际会议的教授以及漂亮模特这么几类体面的人群。在中国，尽管民用航空也只有数十年的历史，但乘坐飞机(在中国人的眼里当然就是波音啦)在人们心目中所引发的身份联想，直到这两三年才有所减弱。值得一提的是，在波音飞机大规模进入中国之前，领导们享受的也不过是“老大哥”的“伊”、“图”型。哪有现在的波音777有派呀！但就在今天，中国享受国家拨款支持的行政事业单位还有一系列对乘机出差人员行政级别的严格规定，同一趟公干，出差人因级差而搞得天上飞地上跑的情况也实属常规，有时领导开恩吩咐同飞简直就是一种待遇。
　　相对而言，飞机高贵的票价使得今天日渐庞大的飞行族中至少有八成以上还是在用公费享受其快捷舒适的优质服务——有人就此认为，这乃是中国民航的票价始终降不下来的根本原因，而自费乘机者大抵不出每年三个长假中的旅游者和探亲者两类，平时出门谁花得起那个钱——其实，对一般老百姓而言，钱挤巴挤巴还是拿得出来，问题在于时间更多，没啥急事儿，犯不着为省时去花那个钱，这一点似乎也证明了西格尔曼以时间的含金量来衡量人的价值的观点是如何有道理。对于这个问题，每年差不多要飞150来次的华硕中国区总经理徐世明也有自己的说法：你飞得越多，说明你有这个需要，而有这个需要的人对那点机票钱是不会在意的，因为赚得多，所以花得起，反之亦然。与此相类似的另一个例子是比尔·盖茨，这个每分钟至少值500美元的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私人飞机，因为他赔不起领取登机牌、过安检以及排队登机的时间。
　　名片
　　名片在中国最早叫名刺或名帖。那时候这东西很贵重，是用竹片做成，一个人只有一片，给人看了以后是要收回来的。那时的名片，只在贵族阶层流行。
　　名片或许是惟一没有受到制作限制的印刷品，这就使得名片已不仅仅局限于反映持片人的社会身份、联系方式等常规内容，还要延伸折射出更多的内容，比如有的老板一定要在总经理后加上博士，在副主任后面加上(科级)字样，明明是业务员却非要在名片上印上个业务经理……只要你肯给钱，替你在名片上印个省长都没问题，连造假的罪名都不要担，因为有人说“名片”就是“明骗”，正是因为如是被虚构了的缘故，于是名片成为社交活动中最为滥市的交换物。
　　见人就派名片的常常是这几种人：一种是保险公司的业务小姐，她希望通过一张小小的卡片与你建立起永远的业务关系，值。一种是生性卑微的人，希望通过名片的交流而提高他自己的分量，让自己更得起自己。一种是生意人，通过名片一回生二回熟地做起双赢生意来。一种是想泡妞的男人，见着女孩先发名片，然后顺水推舟地跟女孩套磁要电话号码。一种是惟恐知名度不够高，通过各种场合名片的派发来张扬自己。一种是经常跳槽的人，前天搞房地产今天已经做广告人了，或者前天还是泥水匠，今天已经是CEO了，所以不见人就撒名片还真不行。当然，撒名片最多的还是骗子，他的目的便是通过这张片子来达到骗人的目的。
　　名片派多了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认识的人多了。坏处是一不小心也会出事，有位仁兄酒后去桑拿找三陪，完事后大咧咧地给小姐派发名片，让有事拷他，结果是被公安拷去罚了5000元。
　　所谓物以稀为贵，真正的名人往往只在名片上印一个名字一个电话，或者干脆不印名片。
　　私家车
　　中国的私家车已经超过了千万辆，但这个数字放到10多亿中国人当中仍然是极少数，所以有车比有房更能显出你社会地位和财富上的至尊感，虽然一般而言房子要比车子更贵，但按照衣食住行的排序看，有车首先肯定是已有了房，但有房却不一定有车——马斯洛不是说过吗，人的需要是有序列的！
　　但有车也不能一概而论，在拥有一辆或几辆什么样的车的问题上，阶层划分的多个必要元素如权力、财富、品味、格调等常常是搅和在一起的。很多年前，一个处级干部只能坐上海牌，而司局级则可以享受伏尔加，但今天你行政级别再高也只有奥迪A6，已经到头了。当然，有行政级别这条杠，问题就简单化了，真正的复杂性是私家车越来越多，要观车识阶层着实很难，当一个暴发户开着奔驰满街跑的时候，真正有权有势的人不得不选择BMW或Volvo，或林肯等而下之者们的财力有限，便逐磨着玩品味格调，所以吉普便受其视睐。至于小资们则只好在所谓个性化的内饰上下足功夫或干脆走改装一路，花钱不多却又酷毙帅吊——当然，在目前的中国，也许你根本就不必在乎这么多，有辆车就足以显示你的身份了，或许若干年以后中国的汽车也像美国那样普及的话，谁还会在那么在意用车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呢——非不想也，实不能也，就像手机在今天的中国一样。
　　手机
　　在艾柯看来，真正有派的人是从不用手机的，他提醒那些老是在公共场所冲着手机囔囔、想把自己扮得像洛克菲勒一样有钱有权有势的人：“洛克菲勒们根本不需要手机，而是拥有庞大的秘书处，有权势的人根本不必去接听每一个电话，总有个女秘书会在电话里告诉你，老总在开会。”
　　但手机刚在中国出现的时候还是昂贵的稀有之物，老板大亨们趋之若鹜因而使其获得了“大哥大”的美名。公众场合就不用说了，就是坐在办公室里的老板椅上，面对满桌子电话机，大哥大级别的人也总爱手持“大砖块”发号施令，这类场景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企业的宣传的电话机照片中很容易看到，今天，在超过一亿手机用户的中国，即便是顶级最新产品(价钱最多也到不了5位数)是难以拉开手机使用者之间的身份距离的。而按照艾柯的观点看，最需要使用手机的人除了一些特殊职业如医生、户外工作人员外，一般都可以划归社会的中下层，如雇不起秘书的小老板、无固定职业的打工者和满世界乱跑的推销员等等。
　　所以，那些真正牛逼的人根本就不用手机了，而比较牛逼的人的手机基本上是无人接听的，至于那些不怎么牛逼却又想让别人觉得他很牛逼而且的确很需要手机的人，则把他的手机塞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且设置在振动——因为据说打工仔和学生族已成为手机主体人群了！这跟手机当年被拿在手里、别在腰间的待遇实在有天壤之别。
　　香烟
　　烟酒不分家，但在庞大的烟酒族中分出阶层来却不是一件难事，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有权势的富豪是不会抽烟卷的，老牌富翁卡什，只吸烟斗。来自委内瑞拉的烟丝每斗就那么一小撮至少值80美元，而网络新贵王峻涛则是哈瓦那雪茄的拥趸，他说，一根200元以下价格的雪茄没法抽。
　　对卷烟的社会学分析表明，吸烟者的社会分层密码主要体现在所抽香烟的牌子当中。比如，许多美国中产阶级就比较排斥万宝路，相反，广大的蓝领阶层是这个品牌的忠实支持者。在中国，这个问题复杂一些，因为中国人不愿意在香烟牌子的选择上让别人觉得太低廉而丢面子，所以抽中华还是抽红塔山之间的悬殊不会太大，而且很难有什么品味上的差异，但有两点是清楚的：第一，地位越高的人越不会抽本地烟；第二，抽没有品牌的特供烟肯定非同一般，除了牌子以外，很多的时候，对持烟的手式(包括弹烟灰的方式)以及烟卷燃烧的长度等元素的观察，也有助于你识别一个人的身份。一般而言，把一支烟卷抽尽的人和只抽一半就掐灭的人是有很大区别的。
　　吸烟这一本来是很个人化的私隐之事进入到社会身份的识别系统在很大程度要归结为中国人的敬烟习惯，吸烟也就因此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公共行为。可以想见，随着公共场合禁烟之风日盛，香烟的社会身份识别功能也就必然要淡化了。(文/陈佐)

细节里的阶层
2002/01/14 16:51 新周刊

　　如果把保罗·福赛尔的《格调——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照搬到中国来，肯定是行不通的，因为像目前中国社会这样丰富、多元，充满了变数和难以把握的可能性，所谓阶层或社会等级之类，几乎是不可归纳和定性的，不过，最有意思的也在这里——同一个表象可能指向截然不同的人群。
　　在客厅里摆放古董家具

　　这一行为的广泛性是不可预计的——讲究品味和个性的广告人，在美国长大的年轻的台湾明星，重视保值和升值的大学教授，皮草企业的老板，甚至受到蛊惑的新装修房子的公司职员。似乎是横跨了艺术家、暴发户、嬉皮等完全不搭界的人群。然而，在这之中，真正热爱和欣赏所谓中国明式家具的人寥寥，多数人的心理，正如广州一位用古董家具收藏唱片的音响发烧友所说：“再好的新家具，全进口的，过几年也就扔了，古董家具只有越来越值钱。”——不过是“炫耀加保值”的心理。现在，真正的艺术家家居中流行的是“无风格”，就是将一切风格化的装修、装饰都减至于零。20世纪50年代单位用的旧椅子(上面还用白漆编号)，欠平整的水泥地，白墙上挂一张自己的小画，窗外是柿子树和蓝天，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了。“风格化的环境限制创作。”住在北京昌平画家村的一位画家说。但是这永远不会是多数人的选择。所以，古董家具始终是中产阶级寄托安全感的一种方式。
　　常常去贵、难吃但环境好的地方吃饭
　　广州这样的地方不多，也不大有市场，但上海和北京可是俯拾皆是，西式的如必胜客、罗杰斯，中式的如上海的穹六人间、北京的禅酷。基本上，上海所有出名昂贵的西餐厅味道都麻麻，可是不但没有倒闭之虞，常常还门庭若市，不订位还吃不上。如果想要证明中国有了中产这个阶层，再没有比这个更有说服力的了。“我去哪里哪里吃了饭”通常是比“我吃了什么”更重要的。当然，也有很多没房没车的人光顾这种早该倒闭的倒霉餐厅，不用问，那是小资对中产的向往之心使然。
　　钱包里有各种餐厅的优惠卡
　　这方面的楷模是一个在大公司工作的广州女孩子。拉开钱包来，掉出一串长长几百张优惠卡！她似乎有一个诀窍，能够在第一次光顾一家餐厅时，就把不管是8折还是95折的优惠卡弄到手。这几乎已经成了她的一个癖好，收集本身的乐趣远远大于使用的乐趣——谁能把几百家餐厅吃遍呢？收集优惠卡如果仅仅被解读为贪小便宜的心理，那实在是低估了当事人所处的阶层——只有对自己的消费力有良好信心和预期的中产或准中产，才乐于不辞辛苦地收藏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它和美金信用卡一样显示身份。
　　在女人街买衣服
　　乐于在一个城市最出名的女人街买衣服和小配件，忍受恶劣的购物环境，与摊主讨价还价的，通常不是真正拮据的大学生、低层职员，就是非常有钱的明星，或至少并不缺这俩钱的艺术家。省钱，和老板斗智斗力，检验自己沙里淘金的本事，了解街头时尚……都是好理由。唯一不会在这里出现的就是中产者了，单单一个拉起布帘试衣服已经让她们退避三舍——注重形式大于内容，以及舍不得自己受委屈是中产者的不二标签。
　　到机场买了下一班航班的机票就飞走
　　成天拎着行李出入机场，视出差如家常便饭，已经非常懂得如何在飞机上过得舒服——如抢在毛毯派完之前要一条备用，或只喝橙汁补充维生素。这不知算不算是潇洒之举显然是时间大于金钱的外企雇员专有的。而外企，曾经是、现在也还是中国中产者最集中的土壤。为了一份看得见的高薪和一份看不见的前途，他们过着表面光鲜而实则患得患失的生活。这样的人越多社会就越稳定,毫无疑问。
　　家里至少有一件宜家
　　宜家这个北欧家居品牌一度成了小资的代名词，现在则成了小资的耻辱。随着进入中国后几次大规模的降价，原来把逛宜家样板间当消遣的观望者也加入了换季抢购大军，宜家的消费层面越来越宽，几乎已经不说明任何问题了。宜家或宜家式的灯可以出现在装模作样的中餐厅里，宜家最廉价但设计出众的带轮子的金属架也会出现在设计师的工作室里。只有想拿宜家说事的人才显得老土——这个牌子终于用几年的努力做到了这一点。
　　热衷于用SK2的化妆品
　　这个关之琳、琦琦都卖过广告的深红色包装的化妆品牌子以昂贵和神效著称。水货店里也要80元一张的面膜只是它最基本的产品。然而，在专业化妆师和明星中间已经渐渐传递着足以令神话破灭的信息。取而代之的是SISLEY——纯白的包装带出更干净高贵的联想。SK2就是这样，一部分人还在仰视它的时候，一部分人已经越过了它。化妆品之于女人是这样，只要有钱，就用最好的，什么阶层都一样。用着5000元一瓶面霜的外企女老板是什么阶级？她就是一个有钱又爱美的女人而已。
　　在一家新超市开业促销的人流中的顾客
　　小市民，还用说吗？只有终生精打细算地过日子，而且也无望改变自身境遇的阶层才对超市的价格特别敏感。中产者和中上阶层也热衷于超市，但那更多地是为一种物质极大丰富提供的安全感和满足感所吸引。对于太露骨的价格诱惑，她们会倾向于计算：打折的购物环境以及非理性的购物气氛所带来的损失。至于真正的上层，则对超市表现漠然，他们的生活显然已经与品客薯片、长城红、妮维雅护肤品与吉百利巧克力关系不大了。
　　用廉价电脑包的男人
　　还真难说。道理上讲究一点的男人都不该用廉价的配件，从提包到皮带到手机。但是，鉴于男士用品是这么地少、贵和难看，而一个男人要在社会立足又常常忙得不拘小节，那种随手提电脑附送的，或作为开会礼品的廉价电脑包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了，“以包识人”往往会看走了眼。
　　光头男人和女人
　　一个男人光头和女人做出同类举止所需的勇气显然相差甚远。光头男士多半其貌不扬，但又不甘于被淹没，具有一种不合时宜的泼皮劲儿。似乎没有比光头更能保留出身和立场的了。而光头女人确实性格不羁，对于被束缚和被归类具有极强的反抗性，小资和中产就此近不了身。好在头发是会生长的，所以光头也不是终身选择。
　　订杂志/报纸而不是买杂志/报纸
　　以订户作为主要发行对象，每天下午由送报员准时把报纸塞到报箱里，等待多半是老人拎着牛奶回来时把它们取走，是各大城市晚报的传统做法。订阅这种行为因而也有了浓浓的旧时代色彩。现在，更多的人倾向于在随处可见的报摊和杂志摊上指名购买，这不仅仅是订阅的习惯不时尚，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某一家媒体的忠诚度在降低——也许今天买明天就不买了，而不必在至少三个月的订阅期里忍受对它的不满。而且流连报摊也能随时发现新选择。所以，除了积习已久、不愿改变的老人之外，如果一个人仍然习惯订阅，他在这个社会所处的阶层恐怕不高，而且有继续下滑的危险。
　　总是把“这个月又没钱了”挂在嘴边
　　“哭穷”作为一种借钱的开场白或拒绝借钱的保护手段近来大有时尚起来的趋势。下岗工人哭穷吗？他们只是默默地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月供楼款近万的中产者哭穷吗？他的财务状况是他最大的秘密，怎么会告诉不相干的人？只有一种人：小资才哭穷，通常是坐在新开张的西藏餐厅里，问朋友借手机打，他自己的已经欠费停机了，或者在抱着大束的百合花从花市打车回家的路上，兜里最后的几十块钱都付了花钱和车钱。
　　没钱也要玩情调，这至少证明了他是一个真小资。(文/香榭)

阶层突围
2002/01/14 16:49 新周刊

　　在法理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法理，因为人与人不平等造成太多的痛苦。但人是生而不平等的，看看你自己，再看看章子怡，这个道理就显而易见了，并不需要谁来特地加以说明；鉴于许多人对自己的容貌会做出过高的评价，如果章子怡并不足以让你有足够的层次感，那就看看阿富汗那些被地雷炸掉的腿，然后看看自己的腿，即使它静脉曲张，疤痕累累，你的幸运感也会汹涌澎湃，然后很容易承认，从容貌、家世、地域、智力这些因素来衡量，人就是不平等的。

　　这些不平等不容易让人心理失常，也就是说，我们多少接受这种不平等，因为这些因素是松散的，不会把一个人永远局限在某个阶层里。容貌无法改变，但是可以让你的智力和趣味弥补它的不足；甚至，容貌也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从人体解剖的角度出发，这个世界上长得最标致的白色的脸是天王巨星迈克·杰克逊的脸，只要有足够多的钱和勇气，任何一张脸都可以沧海桑田。再比如说地域，从任何一个偏僻的小村庄走到任何一个沿海城市，都花不了多长的时间，以前还有个户口什么的管着，现在，户籍制度已经在喘它临终那几口气了。
　　戴高乐时代法国有个文化部长叫作马尔罗，此人的经历最能说明什么界限划分，在人的想象力面前都不值一提。他是一个离异的平民家庭的孩子，只受过最基本的教育，但是此人天生不接受自己的命运，他满不在乎地去做一切他想做的事，在越南盗窃文物——后来，被判无罪。到殖民地办报纸。不求甚解地读大量的书。到中国观察革命。驾驶飞机，在空难中逃生。当左派，然后不当左派。在西班牙反对佛朗哥政权，当了空军大队长——所有飞机是他搞来的，当然只能让他当，这个大队长没什么架子，只在飞机上当个机枪手。写小说《人类的命运》，拿龚古尔奖，这个奖不是好拿的，奖金好像只有27法郎，可是荣誉的温度高达一万度。当文化部长，戴高乐得给足他面子。如果要给马尔罗指定一个阶层，那是不可能的，他属于任何一个阶层，也不属于任何一个阶层。
　　马尔罗突破阶层界限的能力当然不是常人能及的，我想，至少机枪手我是当不来的，空军大队长当当倒无妨。但是，现在的阶层的界限，脆弱到完全不需要马尔罗的能力就可轻易跨过。阶层的划分，只是为了分类的需要，任何一个阶层的人都藏有大量的种子，使他们向另一个更好的阶层生长。往上生长时，就有一种往上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个往上的方向感是受到多数人认可的，绝大数人会赞同一个人变得更漂亮、更有价值、更富有、更有道德——当然，这个人的邻居除外。
　　马尔罗如果早生千把年，他有再大的能力，也不太可能走出自己的阶层，那时的阶层划分标准是刚性的，绝无僭越的可能，奴隶主永远是奴隶主，奴隶永远是奴隶，奴隶没有成为奴隶主的可能；虽然奴隶主也没有成为奴隶的可能，但这种阶层还是最不公平的。就是如此刚性的标准，也还是提供了极微小的超越阶层的可能性，一个古罗马的角斗士，如果在与猛兽的角斗中博得观众的欢呼与赞赏——这些观众都不是奴隶——他就可以成为自由的平民；奴隶制现在不存在了，说明刚性的阶层标准只提供这点可能性是远远不够的，也有人说是因为猛兽不够了，角斗士才没有出路的，不过，这看来不太可信。
　　中国的封建制超漫长，现在还有一些尾巴在你我身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具有了一些功用显著的形式，才让它漫长得起来，尤其是一统知识分子的科举取士，就是为各个阶层的人提供超越的机会，考试范围、考试形式都极为标准，而且机会无限多，只要愿意，可以考到一百岁。最高级阶层永远有一扇门打开，阶层间的不满得到消化。虽然八股文是比较难看的文章，可是现在的高考作文又能好看到哪里。
　　让各阶层之间的人员互相流动，带来的信息流与力量交换，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了，这个特征不是通过公式演算出来的，而是因为一些人认为在自己的阶层终老，生命没什么意义，也不够公平，他们努力打破了不公平的阶层标准，最后，他们创造了公平、创造力、人文等新元素，现代社会也才降临了。
　　印度的种姓制度可以做最为冷酷的阶层标本，它对现在的印度人仍然具有大杀伤力，因为这是建基于血缘论的东东，血缘这东西，作为个人来说，是无法可想的。圣雄甘地出生于低种姓，命定在不可以有作为的阶层内，他早先也确实表现出无能的样子。13岁便依父母之命与一同龄文盲女孩结婚。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平庸无奇。少年时代赶了革新的时尚，想打破素食之习，却半途而废。真正的改变从19岁开始，他到伦敦求学，这是他的种姓所不充许的，代价是被开除种姓身份。这个资质一般的人，从小的低阶层影响直到他受了伦敦大学的法律教育，仍有阴影，他在孟买开始从事律师业务，第一次替人打官司就因临阵怯场而砸锅。
　　甘地后来掌握了超常的智慧，他用“真理即神”说服了派别林立，彼此不服气的教派，用超越了所有政治家想象力的“非暴力不合作”，为印度所有的人——高种姓和低种姓的——赢得了独立与尊严。甘地从不公平的阶层划分中走出来，自己独立了，他才可能给人独立。
　　现在的许多阶层划分，我想，恶意的成分就少得多了，它只不过为了满足于凝结出几条纲要，希望让人从中看到自己的坐标，而且，每个都可以提出自己的划分标准，只要你的标准有足够的说服力，或者有足够的诱惑力，人们就会跟着你把自己划归为不同的阶层，“文青”、“愤青”、“摇青”、“飘一代”、“小资”、“中产”，或者是“蓝领”、“白领”、“金领”一类，不断有阶层的网撒下捞起一群人，有人身上甚至罩了好几层网，原本冷酷的阶层观点，现在解构成一种符号，可以是时尚，可以是情绪，可以是文字游戏，可以是无厘头，可以是报刊的急就章，可以很投入地跟这个趟，也可以完全不给面子。我觉得这很好，因为这败坏了阶层划分的神圣感，它仅仅是一个符号了，只是一个符号了。尽可能多地把仇恨、绝望、对立的因素剔除出去和消解掉了。
　　一些研究者从严格的分类标准和庞大的数据库为基础作出的阶层划分，当然不是为了和媒体抢风头，而是严肃的学术活动，但最后形成的阶层也只是一个符号，只是为了用它描绘出社会现实，不可能制造出不可逾越的障碍和彼此间的不合作。
　　一个人最了解自己的G点，怎样最快乐，应该自己掌握，不是因为阶层划分而悲喜失常。尽享生活乐趣的杜尚，这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的一段话最好地消解了我们都那么喜欢的形式感。他说，我从某个时候起认识到，一个人的生活不必负担太重和做太多的事，不必要有妻子、孩子、房子、车子；幸运的是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相当早，我的生活比之于娶妻生子的平常人的生活轻松多了，从根本上说，这是我生活的主要原则。让人像杜尚这样彻底无视规则，多数人未必愿意，他们还是想吃一点苦的，但是，至少应该有超脱于阶层划分的智力，无论这种划分是客观的，还是臆造的，知道就好，轻轻放下。(文/连岳)

年薪1万、10万、100万元的中国生活
2002/01/14 16:57 新周刊

　　时光倒流20年，“万元户”人人艳羡，希望集团的刘永好为了成为“万元户”而下海。今天，“万元户”差不多已成了低收入阶层的代名词，年薪10万的人成为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中坚力量，而年薪百万的人大多来自各类赢利的经济实体的领导人和受益阶层。
　　2002年，在不同的城市里，年薪1万、10万、100万的人们分别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年薪1万：幸福感+郁闷
　　他大学毕业后，就在内地某小城市或并不算发达的中等城市工作，月薪800元，工作轻松，生活节奏较慢。
　　职业生涯
　　每天早上8点上班，他不提前也不迟到。拎着在街口买的包子油条等早餐来到办公室，先倒了一杯热茶，坐下来，边吃早餐，边看当天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中国青年报》和本省的报纸。差不多半个小时之后，他开始工作。
　　午饭是在单位食堂吃，4块钱左右，单身的职工们在此相聚，成了家的同事大多回家吃饭，因为中午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在饭桌上，他与其他月薪800元的同事聊着社会上的杂事，偶尔发一点对单位的小牢骚，但基本上这些牢骚并不足以导致他们跳槽。很多时候，打听与传播本单位有关感情的私隐成为了大家的共同话题和乐趣。
　　下午注定有同事要提早下班，去接他们在幼儿园上学的小孩，然后回家做晚饭。各自的家庭背景家庭成员家庭住址个人嗜好近期家事，同事之间了如指掌。上班时间经常有各人的私交为私事而来。一般而言，每个同事都乐于口头卖弄自己吃得开的社会关系。单位经常要开会传达精神，每次会议的结果对大家并不怎么惊动，除非是人事任免、竞聘、工资改革之类。在单位获得提拔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熬年头。
　　他少有出差，因此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出差的机会成为同事们打破头闹翻脸也要据理力争的事，但大致上每次都是论资排辈地去。而从大城市出差回来的同事，在多年以后闲聊时还经常“不经意”地提到“上次我在北京的时候……”于是从未去过首都的同事暗自羞愧，他们之中有相当多的人一生从未坐过飞机。
　　收入及福利
　　工资在每月初就领了，公积金大家都要交，而用煤气罐是一种待遇，只有结婚了或在单位工作5年以上单位才能供应。在不多的工资之外，特别的日子令大家有特别的期待：夏天有降温费，冬天有取暖费，五一中秋元旦都有钱和东西发，春节有年终奖金。分房随着国家政策而取消，但单位号召集资建房；90%的同事住着单位分的房子，另10%住的是集体宿舍，一人或两人或三人一室，一室14平米，每月交3块钱。年假可休7天，晚婚者可休18天，产假可休4个月，剖腹产休四个半月。
　　对单位中人来说，培训是一种待遇，旅游是一种待遇，陪主管领导出差也是一种待遇。单位有医疗所，小病自己出5%的医药费，大病到大医院治，单位全报。单位有男女浴室，普通职工每月5张，有人将澡票以5元1张卖出去。
　　消费
　　他买的多是几块钱一条的内裤，当然也有三枪牌内衣和几百块钱的西装，而同样收入的女朋友有几十块钱一件的文胸。批发市场、百姓超市和杂货店是他经常光顾之地，他一般不买名牌，除了打折季节和假冒货；名牌店他也常逛，当作风景和解馋。在国际名牌店，他一脸严肃地摸摸天价时装的衣料和标价签，然后在女店员的注视下有点猥琐和心虚地离去。
　　他买了手机，每月话费基本控制在百元以下，用了多年的呼机还留着，打长途用200卡或IP卡。他不抽烟，或抽三五块钱的烟，烟瘾不敢太大，在一些体面场合也买红塔山抽。
　　他有车，自行车，骑着上下班和社交，也经常搭公交，极少打的。同城的朋友们不时聚会，轮流坐庄而不是AA制；若谁有喜事朋友们准当作请客撮一顿的理由，一百多块钱可以吃得很体面；同事结婚送60元，朋友结婚送100-200元不等；结了婚的同事朋友不出一两年陆续生了小孩，用不起一次性尿片，所以男的都要洗尿布。
　　出于兴趣，他也买书，但没有固定买报纸和杂志的习惯，铜版纸杂志的生活离他挺远。一般他按时睡眠，有时上网吧，有一些不太费钱的个人爱好，夜生活不过是和女友逛街看电影看电视或厮守，不会熬夜很晚，除非打牌。他几年下来存了一万多块钱，部分炒了股；如果要筹划婚礼或买房，父母是最大的赞助商。
　　状态
　　这是一种人情味很浓的生活，身体健康，衣食无忧，同事融洽，家庭和睦，轻松悠闲，一切按步就班，他大多数时候习惯了；有时很享受，并从中获得幸福感(调查表明月收入500-1500元的人是中国最有幸福感的一类人)；偶尔也郁闷，憧憬大城市和另一种生活方式，想改变，但害怕代价太大，本事不够。
　　年薪10万：优越感+压力
　　他有一技之长和职业追求，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工作的白领一族，月薪8千，高学历、高智商、高收入、高消费、压力大、节奏快。
　　职业生涯
　　他的上班时间固定而灵活，但一上班往往就像打仗一样忙碌，因为老板或客户盯着出活儿，也因为薪水是以工作量计。
　　因为忙和注重私隐，同事之间有合作也有距离。他在公司接打电话都非常职业化，讲求效率和服务意识，并综合电话、传真、上网等方式来处理工作。每件工作都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延迟意味着公司与个人的经济和信誉损失。
　　他与所有同事一样，追求资讯的海量和效率最大化，因此网络是日常工具。他经常出差，坐飞机是家常便饭，在城市之间处理业务、结交同行、获取信息并以此站在行业的最新前沿；只要干得好，他有大把提拔的机会。
　　因为工作没有规律，经常加班，他与同事常叫外卖，有时间有心情的时候也与朋友到档次讲究一点的馆子吃饭，事实上他乐于在本城新开的地方菜馆尝鲜。
　　与收入获得的满足相衬，他大部分时间不得不更处于工作状态。他是靠专业吃饭的，是食脑一族，竞争对手不但是同事，而且是全国的同行。如果有必要，他随时要充电要学习，但他的身体也在透支。
　　他的工作有付出必有回报，但工作的惯性使他不付出都不行，而回报的不合理则可能导致他的跳槽。他所处的行业跳槽算是平常事，但工作环境和性质没有太大区别。已经开始有猎头公司关注他。糟糕的是，他的工作与生活不分，生活成了工作的组成部分。因此他没有太多时间顾及家庭及感情生活，相关问题由此而生，倒是办公室恋情在这个阶层显露迹象。
　　开会是日常工作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务虚的会基本不开。他的性格再内向也走向了沟通与合作。他可以基于私人的理由选择在不同的城市工作，却很难有决心和胆量尝识换一个行当。
　　收入及福利
　　他的工作业绩被记录下来，体现在月底发放在工资卡里的钱或额外奖励，因为进入高收入阶层，所以被税务局盯得很紧，每月纳税。培训和旅游的福利随公司的制度而定。同事之间因业绩不同的收入差异彼此保密，工作满一定年份即享受7天带薪年假。公司或可租房供其居住，或有通讯交通和伙食补贴，出差补贴或高于国家机关标准。公司为其购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或许有部分公司股。公司还可能有逐年加薪制度。
　　消费
　　他追求时尚，有品牌观念，对时装及日用品、聚会性质、吃饭场所、购物场所、居住场所甚至打火机都有口味选择；他完全有能力按揭供楼，选择潮流社区楼盘，并倾向于个性化装修；他有旅游或摄影爱好，对祖国的名山大川有自己的视点；当然，他也小有出国旅游的机会和实力，只要有时间。
　　习惯固定阅读一份或几份报纸杂志，经常自己掏钱买来看；他可以用手机煲电话粥直至没电，可以周末看一场演唱会或到邻近城市只为探一位朋友；他不自觉地归入某个共同趣味的圈子，以此展开社交；他也看电影，但看的是VCD和DVD碟，在家庭影院体验音响效果。
　　他是持卡一族，有若干张银行卡，存款不等，日常开销毫无金钱的后顾之忧，出行偏向坐地铁和打的，有购车的短中期目标，有初级状态的投资观念，比如炒股、炒外汇、买足彩；他的夜生活丰富，可呆家，可泡吧，可购物，可上KTV，可……因为工作的压力大，所以夜生活是他喘息之机，而加班和城市的繁华使他养成晚睡习惯。
　　状态
　　优越感和压力感并存，一方面他比很多人有事业成就感和生活质素上的优越感，自认是城市精英，另一方面工作压力不断掏空他的智慧和体力，淘汰的危机与发展的危机四伏。他处在不穷也不富的尴尬阶段，放弃工作等于一穷二白，努力向上亦难成百万富翁。他的身心高度紧张，患得患失，工作的余暇获得的不像是幸福而更像偷来的快乐。
　　年薪百万：成就感+责任
　　她是民营企业老总或IT业的CEO或上市公司董事长，平均月薪8万有余，压力与风险巨大，对团队和企业负有责任。
　　职业生涯
　　她的工作重心在于决策和管理，因此她的私人时间与工作能否区分开来，取决于她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一般来说，上下班的概念于她形同虚设。
　　她的视野在于全国或全球，根据商机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会见生意伙伴，因此她是标准的“空中飞人”。她会有秘书或助手处理事务，她的日程与企业的发展和命运息息相关。她还负有从团队中培养和提拔后起之秀之责，向团队灌输经营理念。在发掘人才的同时，她本人也很容易地成为了猎头公司的重点布控目标，因为她属于职业经理人或金领之列。
　　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她要代表企业接受媒体采访，出席各种有关的行业论坛会议，并在任何时候都能把握政策的走向带来的变化，制定出应对之策；她要面对危机进行公关，在整个市场发生变化之后把企业带入安全航道；而在平时，她要维护企业形象和市场渠道，创造企业的新赢利点和项目。
　　在工作上，她可能要百分百地漠视自己的性别，而纯以生意人的身份与外界打交道。她的个性为企业所用，而她别的方面的才华在很大程度上要隐藏起来，甚至窒息阉割掉；偶尔她以公众人物的身份出席在与企业无关的传媒场合，也算在另一种意义上为企业宣传加分。
　　收入与福利
　　她的收入是一个组合：除了可观的现金之外，还有企业的股份、期权以及各种达到企业当年赢利目标之后的奖金。
　　汽车、住房和通讯工具是企业配备给她享用的硬件，秘书和司机服务是企业配备给她的软件；而在员工所能拥有的补贴和保险之外，她的个人补贴会比员工更多、各项保险会比员工更高。因为拥有决策权，所以她的个人福利会主动与她的贡献平衡，基本到了随心所欲的范畴。
　　消费
　　从时间、精力和金额上，她在生意上的企业公关消费多过于个人的生活消费。
　　她已跨入中国社会的富人阶层，房子和车子在身份和品位上的象征意义多过了实用价值。旅游实际上被商务旅行所代替，频繁程度和地域之广非常人可比拟。
　　她没有太多余暇来执着于消费的细节，除非是个人非常偏爱的某些癖好，因此名牌几乎成了她最有效率最经济学的选择；她的社交圈子与商务活动紧密结合，生意上的朋友的消费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到她。
　　匀出整块的时间看电视于她是奢侈的事，相比之下，用数万元买一张俱乐部会员卡于她倒不奢侈；对于高科技消费，她不是时尚科技产品的试验者，而更愿做成熟科技产品的使用者。因为工作对私人时间的侵占，所以在消费上她愿意予家人和朋友大方的补偿；与消费品的售价相比，她更在乎服务的质量，因她是尊贵的信用卡一族。她从事健身运动的成本比市价高出很多，但高级会所能让她感觉到私隐的尊重和与众不同。
　　状态
　　心系企业安危，她享受工作，胜过享受生活。企业发展壮大、带出一个优秀团队所给予她的成就感，替代了个人成就感。她的抱怨很少来自生活，多是来自对体制和政策妨碍企业发展或竞争对手恶性竞争的抱怨。她进入社会财富的最大创造者之列的同时，也进入了社会财富的最大拥有者之列。(文/何树青)

10座城市10个人“你是哪部分的？”
2002/01/14 17:00 新周刊

　　你是哪个阶层的呢？人人都有兴趣弄清自己的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课题组分出十大阶层虽然不是一个轰动新闻，但知晓这道新闻的人，大多会不厌其烦比照着自己的生活寻找着自己在其中的位置。有的人可以按图索骥，更多人确实四顾茫然。阶层的模糊性除了说明人群的多样性之外，还因为很多人正处在一个积极上升的阶段，他们还在努力去争取自己想要的那个位置。

　　其实很多人都忘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这样的老黄历了，白领、小资、中产……成了年轻和刚刚年轻过的某些人受用的标签，而“私营企业主”这样的职业或者说地位，已经不知不觉赢得了令人羡慕的不可动摇的社会地位。从南到北，从大城市到小城市，从国家干部到自由职业者，一个相同之处在于：认可经济对阶层分类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向往着一种更自由更舒适的生活方式。
　　自由职业者水云：今天属于这类，明天可能就不是了
　　水云，男，28岁，广州某公司策划人员，月入6000元。硕士毕业后来广州刚满3年，水云买了房子，娶到娇妻，事业一路顺水顺风。水云对于“阶层”这个话题并不敏感，却也兴致盎然。我是哪个阶层的？还真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对照这十大阶层，我怎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呢？既不是官，也不是工农兵，如果真要在这里面定位，那大概只有归于“办事人员阶层”？想想挺让人逗的，谁活着不是在办事啊？
　　以前多清晰啊，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贫农就是贫农，地主就是地主，全民十大类，工农兵学商、地富反坏右。那是按革命先进性给分的类。现在搞市场经济了，这十大阶层，我看主要还是一种经济上的分类，看挣钱多少，怎么挣钱，是拿工资的，还是地里刨食的；是做小买卖的，还是玩大生意的。所以这种分类就难免界定不清了，因为收入这个东西是隐私，有的富不露财，有的贫而摆阔，没法搞清楚。这种阶层划分的模糊性也显示着现今社会的一种进步。模糊是因为人群的多样性，阶层的多样性；而多样性就是一种丰富、一种进步。
　　我以前一直是这样给自己定位的：贫农出身，革命家庭，知识分子。现在，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了。今天属于这类，明天可能就不是了。但是我挺满意自己的现状的，工作自由，不用朝九晚五，也还不太缺钱花，闲了骂骂贪官、无事同情同情农民兄弟下岗工人。一觉醒来，突然惭愧了，于是立誓：怎么能挣他个100万才好！
　　记者美提：混在知识阶层的产业工人
　　美提，女，23岁，深圳一记者，自称“勉勉强强三四千元够吃饭”。美提毕业刚1年就敢租月薪1200元的房子一个人住，上班从来不坐公共汽车，要么走路，要么打的。最疯狂时一天消费2万元，不过消费的都是自己挣的钱。平日，美提最喜欢自称为“新贫一族”。
　　假如必须把自己划归一个阶层，似乎介于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阶层之间。说是专业技术人员，是因为单位对记者这类入世不久的大学毕业生的定位。我们奋斗的目标便是成为专业化的技术人员。说是办事人员，感觉自己每天循规蹈矩，也很像办事人员——为别人办事。
　　阶层与阶层之间当然是靠钱来划分了！钱在这个社会中几乎决定着一切。尤其在广州这样现实的社会中。但是不可否认，职业与教育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即使是腰缠万贯的大款，却随地吐痰，出口成脏，谁也不会把他划入有品位有档次的阶层。我并不是说一个人受的教育多，从事着知识含量比较多的职业，他的品位就好。但不可否认，学识对一个人的教养的确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
　　在拿到这份调查表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阶层，虽然我知道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划分到某个阶层了！我只知道自己是个比较穷的人，没有什么存款，但还不至于为三餐饭发愁。
　　对目前的状况，说不上满意不满意，生活是不可能万事如意的，从小时候妈妈便对我这么说。做事的时候努力些，但对自己也要好些，是我的准则。
　　当然想多赚点钱对自己好些了，但是我从来不愿意勉强自己。对我这种有点小资请调的人，能够做个中产阶级就心满意足了。
　　下岗工人张文化：最后一个阶层的人
　　张文化，男，48岁，厦门一下岗工人，每月有240元救济金。下岗后张文化曾经凑钱买过一辆二手中巴，帮人拉客，因为没有营业执照，被交警罚款7000元，车子过了3个月才开回来。一气之下张卖了车，呆在家里混饭吃。
　　我肯定是最后一个阶层的啦，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我名字叫文化，人却没有文化，又没有手艺可以谋生。原来在街道厂上班，计划经济下还有工资可以领，如今只能领救济金了。子女又不争气，都没什么出息，人人都说市场经济好，我还是怀念以前的计划经济，不要说我思想落后，我人都被社会淘汰了，难道思想还能与时俱进吗？我现在很羡慕农村的农民，至少有地种，总不会连农民也做不成吧。换了你是我，能满意我的现状吗？我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就是想能找到份工做，多挣点钱。
　　阶层这个东西，当然主要是看钱多少了，不过也不好说，许多东西是互相关联的，当官的钱可能不一定多，但是地位高，排在最前头。大学教授钱也不一定多，但是社会地位好，也受人尊敬。所以不太好讲，但是钱一定是重要的因素。办公室文员孙彤：养家赚钱是男人的事孙彤，女，33岁，北京一办公室文员，月入2000元。孙彤一直说自己大学四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嫁了一个好老公。因为老公，她从安徽一国营单位安安稳稳调到了北京一事业单位，过着朝九晚五的生活。
　　我是一个崇尚平平淡淡的才是真的人，一直我都向往那种过着普普通通的风平浪静的生活的人。我认为自己也就是属于办事员阶层，这个阶层真的只能用“平常”两个字来形容，没有很高的劳动强度，没有严格的技术要求，不需要担什么责任和风险。
　　我比较注重家庭生活，我认为赚钱养家是男人的事情。我和我先生的感情也很好，还有一只猫女儿，开销不是很大，我们也不属于那种特别奢侈的人，所以我觉得其实只要我的家庭生活比较美满，我自己倒没有什么很高的追求。我理想的收入是要月薪5000元左右，其实我觉得我可以达到，只不过我没有竞争意识，又害怕吃苦受累，所以比较喜欢平常的生活，不愿意付出太多。
　　我觉得可能每个阶层之间的不同最主要的就是收入的差异，其次是受教育的程度不同，而这些又导致了各阶层人的品位不同，消费习惯不同，乃至人际关系的不同，其实我觉得给一个要饭的100万元，他也会在很短的时间内结交到一些所谓高层次人的朋友，也会出入高档商场消费名牌，是阶层在改变人的观念。
　　我们办事人员阶层不能说是中等阶层，而、是一般普通人的阶层，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属于城市里相对稳定的状态，朝九晚五的，很无趣，也没有国家的福利什么的，但也不用操什么心。我觉得我自己怎么说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吧，不过我还是觉得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比较好，不会太累，也永远不会饿肚子！
　　私营企业主刘新民：我这辈子足矣！
　　刘新民，男，42岁，石家庄一公司老板，月入20000元左右。刘35岁下海，40岁创办自己的公司，目前公司总算走上正轨。刘在朋友圈里算是个能人，且为人慷慨，个性豪爽，在公众社交场合常有前呼后拥、一呼百应之势。
　　我的公司不太大，可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好歹也算个私营企业主阶层吧。我觉得阶层与阶层之间的差异是由工种和收入决定的，可是身处哪个阶层的人就难说了，这个我认为要和机会以及所受的教育有关，有的人也许应该能做白领的，可是没赶上好机会也许暂时在打杂，这种东西很难说，但一句很土的话——“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所以，阶层的问题对人来说，界限是很模糊的。
　　以前我常常觉得我是个半失业人员，因为没有老板限制我，我自己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约束和压力全部来源于自己，有时放松下来，就感觉自己是个无业游民一样，可是更多的时候我知道我应该去做更多的事情，要为我的将来负责，也要为我的员工负责。
　　部门经理张清群：职业决定人的阶层
　　张清群，女，27岁，研究生，上海某广告公司部门经理，月入3000元左右。从北方来到上海，张给人的感觉是严肃有余、滑头不足。张的社交圈局限在同事圈内，所以即便是在谈些工作外的话题，张给人的感觉也像是在做学术探讨。张的同事私底下则认为张很有个性。
　　我看过十大阶层的新闻。我觉得我属于专业技术人员这个阶层。目前来说，这个阶层的人数正不断扩大，在社会中的地位也慢慢上升。原先我认为这种人属于社会的中下层，现在正向中层、中高层发展。我认为，这肯定是将来社会发展的趋势。
　　相对来说，挣钱多少、职业和教育对阶层形成的影响大一些。国外有一个家庭出身，比如贵族，可能影响到了他的社会地位，但在中国，目前处于社会的经济动荡阶段，出身的影响比较小了。倒是职业影响比较大。因为职业不仅仅带来经济条件的不同，还有声望和社会地位的不同。现代人，如果受到良好的教育，对他在社会阶层中的跃迁大有帮助，也可能教育就是阶层跃迁的原动力。我说的教育是指正规教育，不是自我培训，上个什么夜大、函授的，都不算。
　　目前，我还没有给自己定性，但想想自己的状态应该算成是知识分子吧。我不觉得自己是穷人，虽然我挣的钱不多，因为我认为自己可以维持一定的物质消费能力，同时也能满足自己的精神消费。当然，我不是富人。总的来说，我对自己目前比较满足。我想将来会比现在更好一些，一方面有专业基础，另外我还有很强的上进心，这是我前进的动力。我有希望。
　　要说哪个阶层好？私营企业主吧。因为他们自由度更大一些，能按个人意愿发挥，对事情有调整的余地。专业技术人员也不错，好在不会一下子被社会大淘汰，现在的社会是以知识为主的社会，有没有知识，很不一样。我觉得有知识比有钱、当公务员有位子要保险一些。
　　副科员谷游：在阶层之间游走
　　谷游，31岁，江苏扬州某局副科员，工资收入每月1000多元。谷游是扬州人，从北京某大学毕业后立志返乡，志向是进入仕途，光宗耀祖。工作之后的谷游努力按照家乡官场上的那一套规矩安排自己的一切：从单位最底层做起，眼尖口甜腿快，把所有的可支配时间都用来拉有用的关系，还娶了本系统一位退休老领导的女儿为妻。然而他在本单位辛辛苦苦熬了9年，31岁了，依然只是个副科员。受不了老婆的唠叨，谷游私底下自己开了一间批发部，白天做科员，晚上做老板。
　　我觉得我是好几个阶层的人。首先，我怎么着也算国家管理阶层。我们局下面还有好多单位呢，走到哪里人家一听是局里的，说话还是要客气一些。专业技术人员么，我也算，因为我现在干的活还是有点技术性的。办事人员么，那就更是了，我的工作性质就是跑出去办事的。现在我是开了间批发部，也算自己做老板了吧。可是如果你要把我归入经理或者私营企业主阶层，人家会说我吹牛。实际上，我也算进入这些阶层了吧。只不过，进去之后才知道，这个阶层并不像人家说的那样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自己做生意，难哪。并不是说你每一分钟都忙得不行，而是累，非常的不快乐。最难的是资金周转问题，那种压力真令人不堪重负。我觉得我忽然看透了，人最后求得还不就是个心灵的宁静吗？
　　不过我老婆不这么想。她整天要和人家比。前面楼里的那个谁谁，才比你大两岁，就当上科长啦，隔壁邻居谁谁，年龄和你差不多，就发达了。这些话听了真让人烦，可又不得不听。现在评价一个人，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两手都要有，两手都要硬。你可以有一个很体面的工作，有很多油水，要别人求，这样不管是真是假，别人都会把你捧得很高。当然你如果失掉了这个位子，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35岁是一个坎。我最理想的是35岁做到副处，同时挣够100万。老婆的话不能不听。离婚？女儿都有了，离什么婚？除非有第三者。
　　质检人员吴荔荔：好想做小资
　　吴荔荔，女，34岁，汕头一水产外贸出口加工厂质检人员，大学毕业10年，月入600多元。吴荔荔的家乡是离潮州不远的汕头，但她说自己在汕头其实没有多少亲戚朋友，社交圈很小，她未婚，也没有男朋友。因为行业的不景气，吴荔荔曾在1998年待岗1年。待岗期间吴荔荔四处出击，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让她过上“小资”日子的那种工作，可惜未能遂愿。
　　我现在其实就属于工人这个阶层，大学生文凭，专业技术什么的，谈都别谈。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简单重复的劳动，没有一点技术含量。旺季的时候，我一天工作8小时，淡季的时候，就泡办公室。我想上网都上不了，没钱买电脑啊。
　　我最羡慕的就是那些小资的生活。可是并不是每一个大学毕业生都有那么好的机遇。再说，我也没有什么特长。我不是也跑出去过一年嘛，但是什么也没干成。汕头这地方还是要看关系的，没有关系，自己就必须有实力。我没有实力啊，每天都发愁。
　　前些天我考注册会计师了。我看了3个月的书，考了53分，还行吧。我争取用5年的时间把它考下来。唉，都怪我消息闭塞，我以前根本就不知道考注册会计师这回事。还有英语口语，我也想练练。我想要是能找到月薪2000元的工作就好了。
　　基层干部汪原：尴尬生存
　　汪原，男，23岁，南海一政府机关选派基层干部，月入2000元。学新闻的汪原原本可以在广州一新闻媒体单位工作，但为求“仕途”，汪主动要求回乡锻炼。但因为“关系复杂”，汪对自己目前的处境颇不满意，想打回广州，又踌躇不定。
　　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更不用说是属于什么阶层了。不过，在这十个阶层里找了老半天，只有办事人员阶层是最接近。我们这种选派基层的干部，在整个社会中的状态，根本就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尴尬！说得形象一点，就像送人寄养的孩子，亲生父母甩手不管，养父养母又爱理不理，日子久了就是一个野孩子。别人看来，潇潇洒洒，风风光光，其实内里无依无靠，凄凄惶惶，真是一把眼泪满腔辛酸啊！
　　阶层与阶层之间的不同当然是以钱来决定啦！没有钱，何来的消费习惯、品位啊？曾经尝试小资生活，工资一到手，买名牌服装，挑正版CD，吃纽西兰牛仔骨，喝爱尔兰咖啡。小资后的代价就是：一个星期后，钱包钞票全军阵亡。距离发工资之日尚遥遥无期啊，最后还不是灰溜溜地过回那种几十块一条的牛仔裤拿起就穿、几快一张的翻版CD能听就听、快餐开水混个死饱的日子！钱啊！
　　我一直抱有一个观念：是什么阶层的人，就该做什么阶层的事！因此，虽然目前没权没势，没钞票没女人，但俺毕竟也是堂堂名牌大学的本科生啊，谁就敢说以后我没有这些啊？所以嘛，我一直将自己定位为：潜力股。一有机会，就呼啦呼啦地向上窜，嘿嘿……
　　做什么阶层的人好？老实说，既然是在机关里工作的，自然是想做领导。做领导好啊，第一，有前有后(我是指助手之类的，别想歪了)；第二，吃完就走(当然不是白吃，有人付账的)；更重要的是总结发言有人写，不用爬格到深夜啊！幸福的领导，可怜的我！
　　花店老板JaJa：我是一个纯粹的小资
　　女，29岁，一间花店的老板，月入15000元，尚是独身，理由是：享受好生活，不想被束缚！JaJa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看着别的女人为生计奔波劳碌、为老公哭闹抹泪、为孩子含辛茹苦，她庆幸自己不缺钱花，庆幸自己没有结婚。JAJA是一个很情绪化的女人，心情好的时候，整天围着花店忙个不停，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甩手不管，任由请回来的两个小女孩摆布她的花店。独个儿跑去逛街购物，买很多有机会用得着和永远用不着的东西，把屋子塞得满满的，直到有一天连一卷纸球都塞不进去的时候，就叫保姆何姨把所有的东西都清理出去，因此，何姨的同行都很羡慕何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拿一大堆很不错的东西回家，或自己用，或拿去卖。
　　JaJa说自己是一棵扎根在马路边的树，呼吸大城市最具有代表性的气息(废气)，感受大城市最具有特色的人来人往，却独善其身，不为所动，一种既入红尘又脱红尘的方式，多好！JAJA的朋友都说JAJA是一个纯粹的小资，CUCCI、CHANEL、香水、爵士、酒吧……充斥着她的生活。JAJA说，小资就小资呗，当小资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只要开心！有钱的开心生活总比没钱的烦恼生活好啊！所以，JAJA很安于现状。从来不想将来。她说，马路边上的树，能想什么将来？不知道生死，当然也就不知道归宿！结婚？JAJA仔细想了想，撇撇嘴，淡淡地说：晚上，我只需要一个枕头！(笔录：董薇、朱明慧、裴谕新、炎一)

纪录片：从天而降

2002/01/14 17:05 新周刊

　　西姆·林哈尔德(Joachim Rienhardt)撰稿，罗波特·布什(Robort Bosch)摄影。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一片荒原之中，有一个伐木者的定居区。250人居住在白铁皮茅屋或木板屋中，此外就是两个加油站，一个小酒馆和詹妮杂货店。最早每日下午4点钟，晨报会送到詹妮杂货店。商店旁原来有一个火车站，十年前被烧毁了。加拿大国家铁路旅客列车每周三次经过这个车站，仅当有乘客事先与600公里以外的温哥华电话联系上车，或者有人下
车时，列车才在这个车站停靠。这里的售货员常说：“是啊！在这里根本就无事可做。”好像来这里的人都是滑雪者。离詹妮杂货店1000米距离处，有一家麦克·韦格勒直升机滑雪地。它包括松树林中的21栋木屋和前方的6个直升机停机坪。这个山被粉末状的雪覆盖着，人们称它为“香槟雪”。这里的山峰带有绝妙的滑雪坡度，被冠以“自由下落”、“绝妙”和“天堂”等美称。“每年这里仅有一周的滑雪时间，却给人们带来许多乐趣。”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这么写道。对于冬季运动员来说，它也是一个伊甸园，一本以《雪粉天堂》为题的书就是这么写它的。每天早晨8时30分，如果视线良好，山峰附近的飞机库就会滑出绿——白相间的北美山区直升机。滑雪板已放好，噗噗噗，型号为“Bell212Jet Ranger”的直升机飞向天空。瞬间，它就冲破了荒地的寂静。
　　61岁的韦格勒总是戴着那个白色的有护耳的登山帽，他坐在飞机前舱，用系带扣住滑雪板，开始与机长讨论：“如何了解风？”，“太阳在什么地方？”，“哪里有新雪？”韦格勒用食指和拇指打手势。飞行3分钟后，他就会确定着陆点。
　　在小小的山脊上，带有小红色塑料标志的两个黑色木板指示着着陆场所。梯姆是第二个向导，由他负责卸下滑雪板。
　　一个不能忘却的景象是：在我们的面前，斜坡被沙粒状的、你无法感觉出那是3米厚的积雪覆盖着。雪的结晶像珠宝一样闪闪发光，看上去是如此的平静，直到现在还没有任何人的脚印留在上面。新雪成批地被堆积起来，到一定时候，整个山峰会有“勃然大怒”的可能。滑雪者喜欢这样的雪。滑雪有点像飞行，但人们却不用管天气。天气会影响飞行，却影响不了滑雪。
　　“你最好不要在别的地方滑雪。”韦格勒一边说一边从离地1000米的高度继续向下飞跃。韦格勒还是“加拿大山峰假日协会”的合作者，他是世界范围的直升机滑雪供应商。“我的向导需要5年的时间熟悉这里。”韦格勒如是说。在他40岁以前，当他从卡尔滕(Karnten)一个500人的村落中向加拿大移居时，他没有钱，仅有一个梦想：“我想寻找一片自由的土地，最高的山峰、最长的冬季和全部是雪的地方，我是一个狂热的滑雪者。”开着大众甲壳虫汽车，他寻找5年之久，周游了整个地区，直到他发现这个地方。
　　在韦格勒30岁时，他还是路易斯湖的滑雪学校校长。当他首次提供这里的直升机滑雪旅行时，一个客人也没有。在随后的一年中，他只接待了两个客人。到第3年，客人变成16个，其中有3位牙科医生，他们每人拿出10000美元作为基金，资助这个当今已是世界上最豪华直升机滑雪场所。现在每晚，在瑞士式的小农舍别墅中，壁炉火焰发出劈啪声，瑞士烹调师给客人们奉上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
　　韦格勒给山峰命名，又修建了3个气象站，它们现在已经可以提供在线数据服务。降雪量、空气湿度、风力、光照强度等，所有这些都编辑在向导屋的总图中。每日早晨7时30分，在滑雪者集合时发布，由此而决定，直升机滑雪旅行将去向何方。
　　“注意，前方是一个冰裂。马上走另外一边！”韦格勒在整个旅行中频频告诫旅行者。但人们也明白：危险始终存在。因此，有必要书面告知客人们“如何立遗嘱”等等。客人们通常没有多大的考虑就立下遗嘱。第一个这么做的是来自海边小客栈的旅馆老板，还有他的朋友阿而夫雷得,一个建筑业师傅，还有彼得茅屋的主人。而到今天，他们已经立下7次“滑雪遗嘱”。“这比性更有吸引力。”大卫说，他是一个加拿大两人小组的一员。一个太阳能公司老板邀请了他的业务老板，作为回报。他们个个喜形于色，当最后一次的滑行结束时，他们说“我感觉像在天堂！”。
　　今天我们差不多到了山峰的右边。韦格勒从“泥地冰川”滑行到“晶石暗礁”，他的身影在小冰川和峭峻岩石上一闪而过。在我们到达“灰色回游”地段时，遇到了一群冬眠的黑熊。韦格勒是它们的老朋友了，他经常自问：“直升机滑雪如何与环境保护协调一致呢？”这里无人居。
　　摄影师简介：罗伯特·波锡1954年生于瑞士苏黎世附近的Schlieren)，现居奥伯拉泽利(Oberageri)。他曾在苏黎世大学学习地理学并受过山区向导训练。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他专门拍摄户外运动。他涉足领域包括了商业公司、广告和杂志。他的作品曾发表在诸如“明星”、“地理”等杂志中。
　　罗伯特·波锡还是许多消闲书籍的作者。比如“Lightmare”、“Paragliding”、“Mountain Climbing”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