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落魄藩王的幸与不幸
　　1、 受宠而显赫的父亲
　　
　　 治明史者常言：明之亡，实亡于万历。此言稍嫌偏颇，但也有一定道理，西人治史有年鉴学派者，彼尝有所谓长时段、中时段之论，余以为甚是高论。那么，欲言南明几朝故事，就不能泥于以崇祯煤山之缢为始，事情还是从大明的万历朝说起。
　　 关于万历皇帝本人，我在这里不想多说了，时下坊间流传最多的恐怕当属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了，黄先生的大作，自是有其独到之处，然余以为，若要系统了解万历皇帝这个人，还是应该读一读樊树志先生的《万历传》。
　　 下笔之时，似有千言铺陈，此时文字竟已旁溢如此了，还是回到主题吧。万历皇帝朱翊钧是明朝第十三代皇帝，他没有太祖、成祖那样的雄才大略和丰功伟绩，但我们也不能就武断而浅薄地断定他是一个平庸之辈。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这四十八年是明代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极为辉煌的一段时期，经济发达、人文蔚起，这一切的辉煌都令人瞩目。在这里，我不想探讨万历皇帝的政治才能，而是只讲述他的宫闱故事和家庭生活。
　　万历皇帝是一个十分热爱生活的人，对于女性他有一种天然和本能的热爱。万历皇帝的婚姻来的很早，万历六年（1578年），他只有十五岁的时候，母后和朝廷为他娶了一位皇后，皇后姓王，现在我们已经无从知道她的具体姓名了，或许她根本不曾拥有过姓名。王皇后是出生于北京的浙江余姚人，父亲可能是浙江籍的在京官员。王皇后是一个贤淑的女人，可以说她具备了那个时代社会规范对女性要求的一切美德。她和皇帝大婚后，一直尽心地侍奉陛下的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颇得这位婆婆的欢心。
　　
　　
　　美好的事物往往总会有些缺憾，可能是万历皇帝和这位秉性端谨的王皇后在染色体配型上存在一些问题，大婚后，王皇后一直没有生育，直到万历九年十二月才生下了皇长女，这位公主后来被称为荣昌公主。这位小公主的诞生并没有给她的祖母带来多少快乐，相反这位太后甚是焦急。于是，在太后和元辅张先生（居正）的操办下，在万历十年（1582年）三月，又为我们的万历皇帝选了九嫔。太后和张先生的意思是让这九嫔成为皇室的后备生育力量，用当时的话来说，叫做“以备侍御”。
　　
　　
　　
　　万历皇帝是一个时常能给人们带来意外的人，母后和张先生为他选了九嫔，但他似乎不急于临幸其中任何一嫔，他总是能独辟蹊径。就是在母后和朝廷为他册选九嫔的时候，有一天，万历皇帝去慈宁宫探望太后，很偶然地遇到了一位姓王的宫女，可能是这位宫女的小手很润滑的原因，一下子引起了陛下的兴趣，于是二人便有了云雨之事。一来二往，这位王氏宫女有了身孕。或许万历皇帝后来很后悔这件偷腥事件，一直想掩盖这件事，但事情最终没有瞒住一心想抱孙子的慈圣皇太后。在太后的敦促下，万历十年的六月，这位怀有陛下骨肉的宫女被册封为恭妃。这次，太后的殷望总算没有落空，册封之后两个月，恭妃王氏果然诞育了一个男婴，这便是万历皇帝的皇长子——朱常洛。
　　皇长子的出生给整个朝廷、后宫带来了空前的快乐和兴奋。当然，初次弄璋的万历皇帝也是快乐的，但是这种快乐并不持久，因为从内心而言，他并不爱那位恭妃王氏，或许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为自己的性冲动而懊恼不已呢。那么，那位贤良淑德的王皇后呢，似乎也并没有获得皇帝的真爱。他究竟爱谁呢？他爱的是一位郑姓女子（德妃），她也是万历十年被册选的九嫔之一。这位郑氏是一个个性很突出的人，她活泼、大胆，而且受过很好的教育，对于事物往往有自己的判断，她和陛下在一起的时候，往往能给陛下带来一些思想上的冲击和共鸣的感觉，我们可以大胆地假设，万历皇帝和郑氏是一种真正的恋爱，陛下有一种真正拥有爱情的感觉。这位德妃郑氏在万历十一年（1583年）十一月也生下了一位小公主，是为静乐公主。这位小公主的降生却让我们的陛下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兴奋，为了庆贺公主的降生，万历皇帝给予了当时内阁几位辅臣极为丰厚的赏赐，这种做法遭致很多人的诟病，但是，万历皇帝是一个极有主见且不畏人言的人。万历十二年（1584年）八月，德妃郑氏被册封为贵妃。
　　
　　万历皇帝做了一件十分过分的事情，先前恭妃王氏诞育皇长子，并没有被册封为贵妃，现在德妃郑氏仅仅生了个女儿就被册封为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了。同样是在万历十二年，陛下的次子也降生了，取名为朱常溆。很奇怪的是查阅任何史书，我们都不知道这位皇子的母亲是谁，清人所修的《明史》上用了“母氏无考”四个字，估计又是陛下某次性冲动的产物吧。这位皇子朱常溆的命运很不好，活了不到一岁，在万历十三年（1584年）就夭折了，被追封为邠王。万历十四年（1586年）正月初五日，我们可爱的郑贵妃又为陛下降下了皇三子，先前的皇次子朱常溆已经夭折了，所以这位皇三子是事实上的皇次子，这位皇子被取名为朱常洵。
　　
　　
　　常洵的出世显然比他的两位兄长给他们的父皇带来了更多的快乐，万历皇帝也丝毫不掩饰这种快乐。为了庆贺常洵的降生，万历皇帝在宫中进行了广泛而优厚的赏赐，竟导致了内帑不足，于是他不得不向朝廷求援，他给户部下了这样一道旨意：“朕生子喜庆，宫中有赏赍，内库缺乏，著户部取太仓银十五万两来！”
　　过去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母以子贵”，而在这里，对于郑贵妃和常洵，我们似乎应该倒过来讲，叫做“子以母贵”，正是因为万历皇帝深爱着郑贵妃，所以他同样疼爱着郑贵妃生育的皇三子常洵。若是在普通百姓之家，这种偏爱并不会带来什么太严重的后果，很无奈是在帝王之家，这种偏爱就不再是家事了，而会上升为国事，甚或天下事了。陛下对皇三子的偏爱使朝廷大臣们感到很不安，他们关心的并不是两位幼小的皇子究竟是谁得到的父爱更多一些，他们关心的是陛下将会立哪位皇子为储君的问题，这在当时被称为“国本”。外朝的大臣们主张陛下能够立恭妃王氏所生的皇长子为储君，这并不因为这些大臣们对那位受冷落的妃子有什么特别的好感或同情心。大臣们大都是儒学的虔诚信仰者，他们主张的是“立长”的传统。在万历十四年二月初三，也就是皇三子常洵快要满月的时候，内阁首辅申时行向陛下上了一道《恳乞宸断册立东宫以立国本事》，这道奏疏的内容和它的题目很一致，是催促陛下早点把太子立了，而且明确说了：“窃惟国本系于元良，主器莫若长子”，就是催促陛下早点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申时行不是张居正那样的强势宰相，陛下对他的意见敢于置之不理。万历皇帝为了自己的爱妃和爱子，此时已经做好了与外朝较量的准备。
　　陛下的意图是想立郑贵妃的儿子皇三子常洵为储君，为了做好准备工作，万历十四年三月初二日，陛下又将郑贵妃进封为皇贵妃。皇贵妃是贵妃中的最高阶，仪制已经与皇后相差无几了。陛下此举的目的就是要让郑贵妃的身份愈发地尊贵，为日后将常洵立为太子做好准备。皇帝的这种举动在外朝诸臣和举国士人看来无异是一种疯狂的挑衅行为，一时间，科道言官纷纷上疏对皇帝的行为表示异议和反对，但是这些人都遭到陛下的严厉斥责和政治报复，很多人被陛下斥为“讪君卖直”，“直”也可以用来卖弄，或许只有我们伟大的万历陛下才能想到这样玄妙的词语来攻击这些言官吧。陛下与外朝官员就册立储君这个问题一直斗争并僵持着很多年，这就是明史上著名的“争国本”一案，在这里我就不做赘述了。皇帝和朝臣们因为立储的问题一直对立和僵持了十五年，或许是因为个人始终敌不过体制和习惯的力量，又或许是因为皇帝的母亲慈圣太后站在了皇长子常洛这边，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十五日，万历皇帝将皇长子常洛册封为皇太子，从此“国本”一事得以平息。
　　在册封常洛为太子的同时，万历也将常洵册封为福王。太子与福王的名分虽然已经定下了，但在陛下心中的厚此薄彼并没有因为这种名分之定而有所变化。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福王常洵十八岁了，他的父亲就开始为他准备婚姻大事了，婚期定在了当年的年底。和普通人家一样，万历皇帝为自己的爱子操办婚事自然是尽心尽力。不过皇家终究是皇家，人家的花费是吾辈小民难以想象的。这一年的十一月，福王的婚期日益临近了，但是从婚礼的预算和陛下手头所能筹到的钱比较看，陛下的银子实在是短缺的很。经费的短缺让陛下十分恼火，他下令严厉斥责了负责经费筹措的户部，迫使户部将通州粮厅的漕粮折色银两万四千八百余两银子全部拨给福王作为婚礼经费，可是这区区两万多两银子哪能满足爱子常洵的婚礼需要呢。最后，经多方筹措，大操大办的福王婚礼竟然花费了创记录的三十余万两白银。说这个数字创记录，是因为有比较的，陛下自己的婚礼是在万历六年（1578年）举行的，当时只花费了白银七万两，皇后王氏所生的长公主荣昌公主的婚礼是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举行的，花费白银十二万两，皇太子常洛的婚礼是在他被册立为太子的第二年，也就是万历三十年（1602年）举行的，花费也不过十多万两白银。常洵婚礼所花费的这三十万两意味着在万历皇帝心中，常洵的地位是远胜于其他子女的，因为陛下深爱着郑贵妃。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共有26子，16女，后来他后代的数字呈几何级增长，在万历皇帝的时代，在宗人府登记在册的皇室男性成员已经将近十万人，这些人根据与皇帝血缘关系的亲疏有着不同的爵位，皇室的成员不能经商，不能务农，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他们唯一的合法收入来源就是俸禄，这种俸禄被称为宗禄。由于朱姓子孙太多，晚明时代，宗禄已经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我们的福王常洵也当然得以享受这种优厚的待遇，在常洵婚礼举行之前，万历皇帝就指示户部，每年支给常洵禄米三千石。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大明的开国功臣诚意伯刘基当年的是岁俸不过二百四十石。陛下舐犊情深，可见一斑啊！但是，常洵对于物质的欲望已经超出了常人，而且他对于商业似乎有一种超过常人的禀赋。大婚后不久，常洵就指示王府办事官员要广开生财之道，在北京崇文门外开设皇店一座，招徕进京客商货物车辆住宿，每年约可收得店租一万四千两银子，看来常洵想在酒店餐饮领域有一番建树。福王的商业计划遭到了户部官员的反对，他们认为福王开设的酒店一年的收入未必会达到一万四千两，如果将来福王为了达到这个收入而重科崇文门一带的商贾，将会导致商人罢市，朝廷从而失去这个商业闹市区的税收来源。但是，深爱自己儿子的万历皇帝并不理睬户部的意见，他说即便达不到一万四千两，那么就有多少是多少，统统给我心爱的常洵。
　　常洵作为亲王，他的封地在河南洛阳，按照朝廷的礼制，结婚后，他理应前往洛阳，这被称为“之国”。父亲和母亲深爱着常洵，所以营建洛阳福王府的事情一直这么拖延着，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二月，万历皇帝才下旨营建洛阳福王府。福王府的营建工程耗资巨大，而且进程缓慢。或许因为陛下和郑贵妃不希望他们的爱子离自己远去，洛阳王府的营建工程一直拖拖拉拉的进行着，直到万历四十年（1612年）四月才得以竣工。据说，这个耗时六年多的大工程花费了白银四十万两，几乎是当时其他诸王府邸造价的10倍。
　　洛阳的王府既然已经造好，那么福王理应立即从京师前往洛阳的封地就藩。外朝的大臣们也屡屡得催促着，他们担心这位陛下的爱子在京师会威胁那位可怜的皇太子常洛的地位。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四月，兵部就以“藩封屡请无期”为由，上疏催促陛下快点让福王“之国”。万历皇帝只好压抑自己的爱子之情，答应在第二年的春天让常洵前往洛阳就藩。
　　大明一朝，自开国以来，凡是受封诸王，除了每年给予优厚的岁禄之外，还会被赐予大量的土地作为“王庄”，这在当时被称为“养赡地”。常洵远赴洛阳就藩，“养赡地”的问题自然要提出来了。万历四十一年的五月，常洵向他的父亲提出需要四万顷的“养赡地”，这个数目同样也是惊人的，但是陛下对常洵的溺爱已经胜过了自己的理智，陛下对这个数字一口应承了下来。朝臣们对于常洵的贪欲抱着足够的警惕，此时的内阁首辅是叶向高，他同样也是大明制度和传统价值观的捍卫者，而且不似申时行那样的懦弱。在叶向高的带领下，朝臣们与陛下又展开了一场论战，最后陛下被迫作出让步，常洵的“养赡地”降到两万顷，这两万顷由河南、湖广、山东三省分摊。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二十四日，常洵终于离开京师赴洛阳就藩了。福王是陛下的宠儿，他是带着巨额的金银财宝离开京师的。据说为了搬运他的财宝，帝国派出了一支由1172艘船组成的舰队，载着王府上下一千多人及大量财宝，并由一千多士卒护卫，从通州运河出发，浩浩荡荡向洛阳进发。
　　往往被溺爱的孩子会显示出异于常人的骄横，我们的常洵同样如此。福王常洵抵达洛阳后，依仗乃父的宠爱，飞扬跋扈。颐指气使。常洵派出王府官员四出清丈“养赡地”，逼迫佃户交纳银两。王府的“养赡地”地租，原本应该由地方官员代收，然后再按定额交纳给藩王，常洵的行为破坏了朝廷行之已久的制度，自然遭到地方官员的抵制。但是，万历陛下的舐犊之情再次战胜了制度，这些官员遭到了皇帝的申斥，而常洵的非法行为得到了纵容。
　　常洵的商业嗅觉在洛阳也是那么的敏锐，他很快看准了食盐专卖的生意，他向父亲讨要了在洛阳专卖淮盐的特权，并且颁布禁令：非福王府出售的淮盐不得买卖。这样，常洵获得了巨额的利润，同时也使大明丧失了局部地区的民心。
　　常洵和他的父亲一样，是一个十分热爱生活的人，他对于女性和酒精有着一种莫名的热衷，《明史》上说他“日闭阁饮醇酒，所好惟妇女倡乐”。常洵对于女性的热爱往往表现得与他尊贵亲王身份很不一致，他对于以货币方式获得性满足似乎很喜欢，据说他的这种消费也花费了将近十万两银子。
　　常洵在洛阳当着快乐王爷，他的父亲几年后就驾崩了，他的那位倒霉哥哥常洛，后来的泰昌皇帝，在皇帝的宝座上没坐到一个月居然出奇地死掉了，他的那位著名的木匠侄子天启皇帝也死掉了，我们的常洵仍然活着，期间京师的朝廷发生了很多惊心动魄的大事，而我们的福王爷依旧伴着他的醇酒妇人快乐地生活着。直到他的另外一个侄子崇祯皇帝登极了，此时中原民变蜂起，河南又遭受大旱灾、蝗灾，饿殍遍地，此时李自成的部队也逼近洛阳了，很快洛阳城被攻破，福王常洵的福气也到头了，他被俘了。李自成看到常洵身体硕大肥胖得十分异常，一种好奇心油然而生，将他一刀杀死，还称了一下，居然重达三百六十斤。中国古代的军队似乎有一种吃人肉的传统，李自成的军队也继承了这种传统。他们把常洵的肉和鹿肉同煮了一锅，取名“福禄宴”。
　　或许深爱着常洵的万历皇帝和郑贵妃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们的爱子会有这样的下场。常洵的世子叫朱由崧，他在洛阳城破后逃出来了，后来辗转到了南京，他就是南明的弘光皇帝。
　　
　　
　　
　　
　　
　　
　　
　　
　　
　　
　　
　　
　　
　　
　　
　　
　　
　　
　　
　　
　　2、 凄惶无所的流亡之路
　　
　　我们硕大肥胖的福王常洵被李自成烹制成了一锅鲜美的肉汤，那是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的一月。正当李自成的士卒们在商议给“福禄宴”放多少盐或胡椒的时候，常洵的爱子正躲藏在洛阳城中的安国寺，痛苦地啜泣着。王爷的这位爱子名叫朱由崧，他是常洵的次子，很幸运，他的兄长也是在幼年时夭折了，他自然替补上去成为长子。由崧出生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还在北京，没有去洛阳的封地就藩。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我们的常洵率领着庞大的护宝舰队南下到了洛阳，这一年由崧八岁了。
　　常洵是万历陛下的爱子，他的儿子自然也是万历皇帝的爱孙，幼年的由崧经常能够得到来自北京爷爷的赏赐。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七月，由崧被北京的乃祖册封为德昌郡王，同时被册立为福王世子。
　　十二岁的由崧在洛阳当着快乐的王子，父亲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女性以及酒精的执著，也熏染着正处于青春期的由崧，这种熏染深刻地影响了成年后他的生活方式。在由崧被册立为福王世子的第三年，也就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他那在北京慈祥的万历爷爷在弘德殿的御榻上驾崩了。万历皇帝在临终前曾经下了对自己荒唐的酒色生活进行忏悔的遗诏，但是这种真切的遗言对于洛阳的常洵父子并没有多少影响力，他们依然那么自我地活着。万历皇帝驾崩后，北京的朝廷经历了泰昌、天启，直至崇祯三朝政权的更迭，期间由崧的那位不安分的奶奶由郑贵妃变成了郑太妃，她制造出了大明历史上著名“红丸案”和“移宫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孟森先生的相关考证文章；由崧的那位著名的木匠堂兄，除了疯狂地迷恋建筑设计与木工操作之外，还疯狂地迷恋上自己的乳母；北京的朝廷经历了惊心动魄的东林与“阉党”之争。虽然这些对由崧日后的帝王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在此时，与这一切的政潮狂澜相较，洛阳城中的这对父子似乎处在一片与世隔绝的乐土之中，逍遥而快乐地享受着生活所赐予的一切。这一切的平静与快乐终于在崇祯十四年被一锅肉汤打破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那一夜由崧的痛苦，以及他对二十三年洛阳繁华梦的反思。
　　由崧躲过了闯王的刀俎，匿身于安国寺。在这里，我想提起一位被世人遗忘的小人物，生员黄调鼎，是他率领着家丁保护着由崧，并将其藏在寺庙。时下，很多人论及明代士人之于朝廷关系的时候，多习惯将明史与宋史作对比，论者多言赵宋一代优容士大夫，所以换取了在家国裂变之时，士大夫多能以死一报君王；而明代，由于二祖以臣虏待士大夫，后世更有“廷杖”虐政，所以在李闯进京与满清入关之时，士大夫多附逆与顺虏。此种言论，放之宏观，似有些许道理，其实失之于未能对历史细节作微观考察，明季家国天下之变，丧节失气者有之，而守节死君者亦不在少数。明代是理学价值渗透士心的时代，此间的士人持守的是一种守道救时的价值观，而非仅是忠于一姓一家，虽然显得有些迂阔，但也着实让人感佩。
　　由崧在安国寺蛰居了数日，一天夜里终于逃出了洛阳城，一路颠沛流离，先是逃到了怀庆。流亡的生活使他对山川地理有了深切的体验，也对当时的时局能够作出较为理性的判断。由崧在怀庆的时候曾经上疏给崇祯皇帝，建议他的这位堂兄要注重黄河的防御，防止流寇威胁京师的东边屏障。能够给朝廷上这样的奏疏，可见由崧不是个简单的白痴废物。崇祯皇帝似乎没有继承父辈的旧怨，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册封由崧为福王，还将自己一条心爱的宝玉带交内使赐给了由崧，并对他大加抚慰。崇祯皇帝在对由崧大加抚慰的时候，大概没有想到第二年，自己就要在煤山用一道白绫结束勤勉而无奈的一生吧。
　　由崧在怀庆当着流亡的王爷，每日都生活在焦虑与恐惧之中。崇祯十七年（1644年）的一月，李自成的兵锋指向了怀庆，由崧逃亡到了卫辉，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位亲人，他的堂叔潞王朱常淓。
　　这位潞王常淓是万历皇帝的侄儿，他的父亲名叫朱翊鏐，是万历皇帝唯一的同母弟弟，生于隆庆二年(1568年)，4岁册封为潞王，万历十七年(1589)藩封河南卫辉府，薨于万历四十二年(1614)，谥号简，故称潞简王。一世潞王朱翊鏐既是唯一受穆宗封藩之王,又是万历皇帝唯一同胞弟,因而倍受两代皇帝恩宠，其权势地位特别显赫,土地财产亦格外丰盛。《明史•潞简王传》载:“初,翊鏐以帝母弟居京邸，王店、王庄遍畿内。”至其成人居藩后,更是不断地盘剥割刮民田归己所有。《明史•潞简王传》中又载:“翊鏐居藩,多请赡田,食盐无不应者。”我们的万历皇帝是个家庭观念特别重的人，他对自己的家人倾注了很深的情感，无论是对于自己的爱子，还是对于自己一母同胞的弟弟，都是非常慷慨的，很可惜，家国天下，陛下忘记了后面二者啊！
　　我们这位一世潞王是一个特别崇尚暴力的人，用现代医学的视角来推论，他似乎有种对暴力病态的崇拜。据《卫辉府志》中记载潞王:“王性严刻,好游猎尚武,左右多获罪死。”据民间相传,潞王府内还修有一个高两丈余的石滑梯,梯间分别置有刀、戟、斧、钺等刑具，潞王将被他糟蹋过的民女再从石滑梯上赤身推下,折磨至死。这位有严重暴力倾向的王爷终于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暴死，这一年他的侄儿常洵也来到了河南就藩。
　　潞简王死后，其子朱常淓嗣王位，为二世潞王，又被称为小潞王。小潞王于万历四十六年袭封并藩居卫辉府。我们这位二世小潞王与乃父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差异，他为人谦逊、和蔼，是一个平和的人，也没有继承父亲对暴力的迷信。《卫辉府志》载:“小王朱常淓，字中和，自号敬一主人,习文翰、嗜古玩、通释典……风尚高雅。”仅此一点,就同其父的“性严刻,好游猎尚武,左右多获罪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崧来到卫辉后，得到了他这位博学而儒雅的堂叔庇护，也算是有了一时的安身之所。可是，那是个神州板荡的时代，卫辉也不是个能躲避兵祸的世外桃源，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初的时候，潞王常淓带着这位可怜的堂侄也踏上了流亡之路，他们辗转来到了江苏淮安，在一位叫杜光绍的官僚家中作寓公。在这期间，不幸的消息接踵而至，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攻破了北京城，第二天本不应该成为亡国之君的崇祯皇帝伴着煤山的晚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大明亡了，北京城迎来了新的大顺朝，接着镇守山海关的平西伯吴三桂献关降清了。这些椎心的家国巨变，深深地震动了这对叔侄。
　　淮安位于今天江苏省的北部，它位于徐州的南部，南京的北部，在当时是个比较富庶的城市。此时的淮安也不是一个绝对平安的地方，大明的灭亡使各地陷入一种混乱之中，一些拥兵地方的将军也变得更加躁动和危险了。此时的徐州受到一位叫高杰的将军强大军事压力的威胁，高杰原是李自成的部将，曾与李自成之妾邢氏通奸，为逃避惩罚，他于崇祯八年（1635年）投降明朝，授游击之职，率所部人马作为孙传庭军的先锋与李自成交战。崇祯十六年（1643年），孙传庭在潼关被杀后，高杰便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势力。崇祯十七年（1644年），大顺军的胜利似乎成为定局了，北京也即将陷落时，高杰对大顺和大明的态度变得反复无常了，或许他并不忠于任何一个政权，或许在乱世之中他也有自己的抱负。他不率军前去阻截李自成，反纵兵劫掠山东南部的泽州，然后于这一年的五月底六月初南下徐州。
　　高杰部的南下，使徐州和淮安城的居民慌恐万状，自北京陷落后，徐州城中已经是混乱不堪。徐州当时被大顺政权控制着，镇守徐州的大顺官员叫武愫。对于大顺朝地方政权的建制，鄙人没有什么研究，似乎李自成也没有对地方政权作出系统的设计，故而，我们也无从得知这位武愫究竟是什么官职，此人原先曾经中过大明的进士，后来投降了大顺。武愫在当年的六月三日抵达徐州，并因受到地方官员及士绅的敬重而被接受。大明灭亡之后，很多人接受了这种改朝换代的现实，相当多的人认为这意味着大明的国祚已经到头了。所以，李自成在入主北京后，只派出几个所谓的“制将军”、“权将军”就能够略定南方很多地区。武愫兵临徐州，地方官员不作抵抗便献城而降。我们不能过多地去责怪这些地方官员和士绅没有什么节气，武愫被接受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士绅们对局势混乱十分恐惧。在徐州西南与河南交界处的砀山一带，当地士绅已组织起自己的武装，用来对付“狂徒”，后又用来迎接清军南下。武愫在徐州城内一直试图安定民心，并多次深入乡村寻求当地乡绅的支持，直到他得知北京大顺政权也已垮台为止。这一年的四月三十日，李自成就匆匆撤出了北京城，大顺政权似乎在一夜之间也匆匆收场，消息传到徐州，六月二十八日，武愫率部撤离徐州。抛开对于王朝政府的偏好、忠诚不谈，没有武愫的徐州城变得很不安全，武愫的撤离让徐州的百姓、士绅又陷入了极度的恐惧之中，因为此时的徐州完全暴露在高杰将军的面前，徐州恐怕真的要遭到那些骄兵悍将的蹂躏了，此时我不免要将这些军队与有组织的性犯罪联想到一起了。
　　由于徐州失去了保护，其南面的富庶城市——准安和扬州——在流窜于淮河流域的各路军队面前也更加暴露了。潞王常淓和福王由崧这一对可怜的叔侄难道真的难逃刀俎吗？高杰将军会不会借鉴了故主李自成的嗜好，也将两位王爷做成一锅肉汤呢？要知道，这回可能成为一次真正的“福潞宴”啊！
　　很幸运的是，这两座城市的地方官早已积极采取措施，准备自卫。尤其是福潞二王避难的淮安，这里有两位大明王朝的虔诚效忠者——漕运总督兼淮扬巡抚路振飞和淮安巡按王燮。尤其是这位路总督，正是由于他镇守淮安，人们才有了坚守的信心。路振飞是一位杰出的文官。他以正直、勇敢而著称，在军事上也颇有经验。路振飞初入仕途任地方官时，曾统领过防御叛匪的地方军队，并于崇祯五年（1632年）派郑芝龙抗击海盗刘香，将其击溃。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路振飞被任命总督大运河漕运，兼淮扬巡抚。
　　北京城陷落的消息并没有动摇路振飞对大明的忠诚，反而他有了一种挽大厦于将倾的使命感。在强敌环伺的情况下，路振飞决心将淮安建成明朝的坚固堡垒。他迅速颁布了戒严令，将市民重新组织起来，并派遣手下官员分守各处。同时，他还鼓励地方武装（团练、乡兵）招兵买马。自大明正德年间以来，淮安以东的海州经常受到海盗袭击，地方武装相当普遍。而淮安地区却不是这样，故路振飞不得不为地方武装设计训练方案。在他的指挥下，淮安七十二坊奉命“各集义兵”，每坊由两名生员负责操练，其中一人被授以 ““社长”之职。这些义兵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城镇的夜间巡逻，并时刻保持战备状态。他们保持着斗志，坚定地反对任何对大顺政权持妥协和支持态度的人。徐州的士绅们能够接受一位大顺官员，但路振飞却决不允许任何大顺官员进入淮安。在北京陷落后的数周内，他便召集当地乡绅和号称2万的“义兵”，将当地的“伪官”处死。
　　在路振飞的指挥下，淮安变成了效忠明朝者、尤其是从北方逃来的官僚贵族的避难所。路振飞热情地欢迎这些流亡者，其中当然包括我们这两位可怜的落难王爷。但无论是路振飞本人，还是淮安百姓，都无意接纳高杰的军队。当路振飞得知高杰开始向南移动并欲夺取扬州时，立刻派遣将领分守淮安周围各个要冲。
　　二世福王由崧和他的堂叔二世潞王常淓在路振飞的庇护下，在淮安平安地生活着。此时他大概不会想到，很快幸运的皇冠就会降临到自己硕大的脑袋上。淮安的南部就是帝国的故都南京，在这里会上演一幕怎样的悲喜剧呢？
　　
　　
　　3、高贵血统的价值
　　
　　淮安的南部不远处就是六朝古都南京，明帝国的最初两朝也曾以南京为京师，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将首都迁至北京，而南京则一直作为帝国的陪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理和战略地位。帝国所实行的“两京制”有着一种绝妙的政治功效，正如明人邱浚所言：“文皇帝迁都金台，天下万世之大势也。盖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需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邱浚对于“两京制”的论述确实是极为合理和深刻的，但是他没有提及的就是“两京”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当北京顺天府不能履行帝国京师的政治职能时，南京应天府便真的能“应天”而替补成为政治中心了。作为帝国的旧京和陪都，南京一直保留着一套中央政府的六部机构，称“南六部”。一般人都认为，南京六部虽然与京师六部同有一套职官，但多安置闲散退休或被排斥的官员，其职权远不如北京六部。但是，鄙人认为这种认识实在是一种未能深察的皮相之谈，其实南京六部和北京六部是分而治之的。有明一代，长江以南一京六省是由南京六部及南镇抚司治理的（包括东南军务）；长江以北一京七省是由北京六部及北镇抚司和大理寺治理的（包括对蒙古的军务）。由此看来，南京六部并不仅仅是一套摆设，而是有着很重要的实际政治价值。
　　在大明危如累卵之时，南京的价值再度被发现了。国变前夕，朝廷之中一种主张迁都、南幸的主张十分活跃。有人主张崇祯皇帝本人南下渡江，也有人主张陛下本人留守北京，而由太子南下抚军江南。这种主张若是付诸实施，大明或可有一线生机，历史或许可以改写。然而，这一切的假设都不可能发生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末，南京城里就盛传着北京陷落的消息，一时间人心惶惶，帝国的南京政府实行了戒严，全城进入了一种空前的紧张状态。四月一日，负责帝国南方军事领导工作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召集在南京的大臣发布了讨贼勤王檄文，准备率军北上，他在南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誓师大会，随后立即率军渡江，驻军于江北的浦口，就是现在南京的浦口区。对于史可法这个人，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是我在这里，还是想简单地对他的履历作一下介绍。
　　史可法，字宪之，号道郐，明万历三十年（1602）生于河南祥符，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史可法的祖父史应元是举人，曾任知州等地方官，父亲史从质是秀才，史可法的一位祖叔伯、一位叔伯及两位堂兄弟都在锦衣卫任职，锦衣卫虽非显官，但实属天子近臣。史可法的青年时代，正是天启朝党争激烈的时候，作为受过良好儒家教育的青年士子，史可法的政治立场是倾向于东林清流的，早年他曾受到因弹劾魏忠贤而殉难的东林党人御史左光斗的栽培。
　　史可法在科举应试方面有着杰出的才能，天启七年（1627）中举，崇祯元年（1628）中进士。这一年他27岁。据《明史》载，史可法身材矮小，“面黑，目烁烁有光”，初仕便授西安府推官。崇祯四年（1631年），陕西的延安一带遭受大旱，史可法奉命主持赈灾，他的这个差事干得很漂亮，妥善地安置了大量灾民，所以使自己在朝廷中赢得极好的声誉。崇祯五年（1632年）至崇祯七年（1634年），他作为理财行家被调入朝中，任户部主事。至此，史可法尚没有任何的军事斗争经验。
　　崇祯七年（1635年），农民起义波及华中，崇祯帝命卢象昇协调河南、山东、湖广和四川事务，卢象昇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张献忠部。朝廷命史可法为副使巡察泽州和安庆，并阻止农民军渡江。因此，史可法首次接受的军事任务便是阻止北方义军进入长江流域，这一防御重任随形势发展而变得十分棘手，这对于几乎未经战阵的史可法而言确实是个严峻挑战。崇祯七年（1635年）秋冬，史可法仅率800人驻守安徽六安，抵御三支农民军主力的进攻。次年，史可法在安徽太湖附近指挥了两场阻击战，使农民军未能渡江进入湖广地区。但是，第二年，当史可法面临农民军主力——首先是马守应，然后是老回回——发动的几乎不可抗拒的强大攻势时，他的军事才能遇到了真正的考验。崇祯九年（1637年）初，马守应和另外两支农民军主力的首领一起攻打桐城，在距城10里之处与史可法遭遇。史可法依靠计谋苦撑，但桐城所受到的压力并未解除。崇祯九年（1637年）夏，他奉命巡抚安庆，负责守卫今安徽中部地区，阻挡湖广的老回回。在总兵左良玉部1万兵马的增援下，史可法击退了老回回的第一次大规模进攻。但从11月末至12月初，老回回对史可法所在的潜山大营又发起了进攻。史可法的阵地崩溃了，部下损失惨重，他本人也险些死于乱军之中。败讯传到京城，兵部尚书杨嗣昌要求惩处史可法。然而，史可法已有很高声望。尤其为人称道的是，他在行军途中甘愿与步卒同甘共苦，从而赢得了士卒的信赖和将领的爱戴。所以，崇祯皇帝虽然严词责备了史可法，但给了他立功赎罪的机会。不久，崇祯十二年（1639年），史可法奉命镇守山东，抵御南下清军的袭扰。在抗击清军之前，他必须首先巩固山东西线，以防农民军乘机进入山东。在三次击败农民军主力之后，他才得以调转头来攻打清军。当他抵达济南时，清军已经撤退。
　　崇祯皇帝是一个性格极度暴躁，而且刚愎自用的人。在内外交困之际，他常常一怒之下将战败的将领投入监狱。但是，陛下对史可法似乎是格外的宽厚，或许是史可法纯良和恪忠打动了这位冷峻的陛下吧。既然这样，他的宽宏自然会使史可法更加感恩戴德。崇祯十二年（1639年）史可法的父亲病故，由此而引起的极度悲哀，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他对崇祯帝的感恩之情。据说，他一度想绝食而死，又几乎因悲痛而陷入迷狂；他将对父亲的强烈感情部分转移到君父即皇帝身上是完全可能的。崇祯十四年（1641年），史可法守孝三年之后，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及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史可法被擢为南京兵部尚书。
　　拉拉杂杂讲了这么多史可法的早年经历，我们可以得知史可法是一个对大明王朝极度效忠的臣子，一个儒家忠孝价值观的忠诚践履者，一位行政干才，但是对于军事指挥，他似乎并不是一个杰出的内行，当然，他在士林和政界有着崇高的威望和广泛的支持，可以说，他是一位“名臣”。
　　正当史可法在浦口日夜操练他的勤王兵马的时候，噩耗传来了。崇祯十七年四月十二日，有两个从北京逃至南京的太监带来了崇祯皇帝自缢殉国的消息，南京官绅陷入了深切的悲痛之中。悲痛归悲痛，国家也是一日不可无君啊！陪都南京一时间成为大明残余力量的政治中心，南都各部官员对于拥立新君一事，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按照父死子继的历来传位程序，应该继承崇祯帝位的当然是他的儿子。崇祯皇帝共有三个儿子：太子朱慈烺、二子定王朱慈炯、三子永王朱慈炤，但是这三位皇子当时都身陷北京，下落不明。所以，议立新君只能从近支藩王中考虑。当时纳入考虑对象的是几个地位比较尊显的藩王：首先当然是福王朱由崧，另外还有他的几个叔叔辈的亲王，潞王朱常淓、惠王朱常润、瑞王朱常浩、桂王朱常瀛。福王是神宗万历陛下的爱孙，而惠、瑞、桂三王也都是万历皇帝的儿子，所以说这四位王爷的血统都是很高贵的，只有潞王是万历的侄子，血统稍远。但是，就当时的形势看，惠、瑞、桂三王都在自己的封藩，而且距离南京都很远，拥立他们没有实际操作的可能性。落实到可行的层面上，南京的官员们把目光都投向了不远处的淮安。
　　在杰出而忠诚的路振飞总督的努力下，淮安成为了北方南下贵族的避难所，这些贵族包括著名的福、潞二王，这一对叔侄便成为新皇帝的候选者，南京的官员在拥立的问题上发生了分裂，分化为“挺福派”和“挺潞派”。多数大臣认为福王由崧品行恶劣，不足以君临天下。更重要的是他们忌惮福王的血统会给他们带来灾难，他们想起了由崧那位厉害的祖母，几十年前，正是因为这位厉害的女人为自己的爱子朱常洵谋立大位，引发了朝野一系列风波，生出了著名的“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目前的朝臣大多数曾经与郑贵妃及其家族有过矛盾。正是基于这种历史原因，他们就更加不愿意让由崧即位，不愿意被清算历史旧帐。于是，这一派人物积极开始活动，企图阻止福王上台，首先在籍礼部侍郎钱谦益、丁忧山东佥事雷縯祚游说兵部侍郎吕大器说：“潞王，穆宗之孙，昭穆不远，贤明可立。福恭王觊觎大位，几酿大祸，若立其子，势将修衅三案，视吾辈俎上肉。”说的意思还是担心如果让福王登上大位，害怕他会算旧帐，搞报复，而这些朝臣都会成为牺牲品。在雷縯祚及礼部郎中周镳的往来游说、沟通下，吕大器和右都御史张慎言及詹事姜曰广等南京朝臣都同意立潞王。在南京部分朝臣取得共识后，他们致书驻军浦口的史可法，陈述潞王贤明当立，而福王“有不孝、虐下、干预有司、不读书、贪、淫、酗酒七不可立。”获得了史可法的赞同。
　　检视南京诸臣所说的不能立福王的理由，所谓的“七不可”倒在其次，关键的原因在于他们担心福王上台后可能搞的政治报复。
　　南京朝臣在这个问题上并非是高度一致的，也有些人坚持“立亲”为原则的意见，这些人信奉的是儒家“亲亲”的伦理准则。都谏章正宸就力主拥立福王，他说，当光宗朱常洛为神宗太子时，他就是“国本”，现在光宗、熹宗以及崇祯皇帝三位陛下都已驾崩，都没有子嗣可以承袭，那么血统最近的福王朱由崧理所应当地成为“国本”。 章正宸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朝臣的意见，这一部分人更多的是持守着一种传统的价值观，而并非是一党一派之私利。
　　史可法确实是当时帝国在南方的最高军事负责人，但是这种地位仅仅是名义上的，他的军队驻扎于浦口，这是一支兵力并不强大的部队。同样是在江北，还有几支有着相当独立性，并不受史可法指挥的军队，前面我提到的高杰将军的军队就是其中一支。类似于高杰的将军还有三位，他们是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这四位雄踞江北的将军各自拥有大约15万的兵力，而且是久经战阵的军队，所以他们对于拥立问题的看法至关重要。其实除了这四位忠诚度很值得怀疑的将军，还有一个人的立场也很重要，他就是著名的总督路振飞，他也拥有一支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除此之外，他还是福、潞二王的现实保护者。
　　高杰和刘泽清对于立新皇帝的事情非常热衷，或许他们把此事看作一次崛起的机会，他们是主张“立亲”的，也就是说他们主张拥立福王。他们在取得一致意见后，联合致书路振飞总督，征询他对于拥立问题的意见，并且希望他能积极参与。路振飞也是主张拥立福王的，他说：“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惟有福王。”路振飞的主张是很冷静也是很客观的，是超越了历史旧怨的。在当时，如果把“贤明”当作拥立的条件就有可能引发对贤明判断标准的大讨论，要知道帝国并不只是一个南京，会不会有帝国其他城市的将领就近拥立一个“贤明”的藩王呢？这样就有可能引发一场明王朝内部的皇位争夺战，那么还奢谈什么收复失地呢？那么所谓贤明的潞王又有多贤明呢？二世潞王朱常淓确实没有什么恶习，但是所谓他的“贤明”，不过是一些对文学艺术等风雅之事的喜好而已，他在音乐、制琴、书法、篆刻等方面也确实有一些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成就。但是，大明当时需要的是能够拨乱的中兴雄主，而非金石学者，如果立了潞王也势必给一些野心家骚乱的机会。所以，拥立福王朱由崧确实并不是个太好的选择，但也是一个风险最小的选择。
　　正当南京诸臣为拥立新帝问题而热烈磋商时，一位重要人物正在紧张而秘密地进行着幕后活动。这个人就是马士英，当时官居凤阳总督。马士英，贵州贵阳人，字瑶草，明万历进士。崇祯五年（1632年），任宣府巡抚，后又任右佥都御史。在任上，挪用公款给朝贵送礼，被告发后削职为民。寓居在南京，在那里他结识了阮大铖。阮大铖因为是魏忠贤的干儿子，坐阉党被罢官。阮因为是逆党，无人理会他。只有马士英与其有往来。两人相交甚欢。
　　后来，周延儒出任内阁首辅后，马士英通过走周延儒的门路，于崇祯十五年六月当上了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庐州、凤阳等处军务，庐州就是现在的安徽省会合肥，而凤阳就是现在皖北的凤阳县，是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当时的大明的中都，虽然没有设立一套政府班子，但地位也是相当重要的，故而有总督之设。
　　马士英当时在做什么呢？他正在为拥立福王四处活动，和很多官员一样，他把这次拥立视为一次政治上投机的机会，但是与许多“挺福派”不同，他并不是因为尊重“立亲”的原则而支持福王的。马士英是一个有着极强政治野心的人，他是“独念福王昏庸可利”，他是想拥立一个昏庸的皇帝，以便自己能够操纵朝政，独揽大权。马士英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首先他联系了驻军江北，手握重兵的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四位将军，很快与他们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南京城是帝国的故都和陪都，这里除了有一批朝臣之外，还有一批帝国的勋臣之后，这些贵族在南京拥有强大的动员组织能力和通达的人脉，这些贵族的代表人物就是诚意伯刘孔昭，就是那位著名的大明开国元勋刘基的后人。马士英要想把拥立的事情彻底办成，就必须得到这些勋臣贵族的支持，所以他也秘密联系了刘孔昭，得到了这些贵族的支持。与此同时，他也展开了对“挺潞派”的政治攻势，他首先致书史可法、吕大器诸臣，表明自己主张拥立福王的立场，而史、吕等人当然是“持不可”。马士英在碰壁之后，并没有坚持申辩，反而派人给史可法传话说：“立君以贤，伦序不宜固泥。”似乎在向“挺潞派”展示自己通达权变的灵活性。或许史可法在政治操作上是个极为幼稚的人，他对于马士英的这种故作姿态并没有足够的警惕性，相反还信以为真，居然给马士英写了一封信，信中居然把那所谓的“七不可”阐述了一遍，史可法的这种愚蠢而冒失的举动为日后埋下了重大的隐患。
　　四月二十四日，在马士英的紧急部署下，福王朱由崧乘着漕运总督路振飞的漕运快船，在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高杰四位将军强大武力的护送下，到达了距离南京更近的江北城市仪真（今天的仪征），这就给南京诸臣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军事压力。
　　四月二十六日，南京诸臣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紧急召开了朝内会议，集中商讨拥立一事。会议上，“挺福派”和“挺潞派”争论激烈，互不相让。会议从当天早晨，一直开到中午都没有个结果出来。最后，“挺福派”主力诚意伯刘孔昭等人以死相威胁，主导了会议的大方向，迫使众臣同意拥立福王即位，并且当即起草了一份迎立福王的公启。随后，南京方面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城外的马士英和史可法等人，马士英自然是很得意的，史可法面对这种结果也只能接受了。
　　这个结果对于无家可归的落难福王朱由崧来说实在是喜出望外，他的最高理想不过是当一个衣食无忧的富家子而已，登极称帝，是他想都没想过的事情。四月下旬以来，形势突变，拥兵地方的将领等各方实力派对他的礼遇，使他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他是怀着对眼前一切难以置信的心情登上了路振飞的漕船，来到了仪真，对于即将到来的一切他没有任何准备。四月二十六日的那一夜，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第二天，也就是四月二十七日，南京礼部官员捧着百官公启，来迎奉这位颠沛了数年的王爷，表示南京诸臣共同拥戴他继承皇明大宝，恳请他出来主持国政，驾临南京。由崧对着突然到来的皇冠感到惊慌失措，没及多想，便被引导继续前行，二十八日到达浦口，受到了以魏国公徐弘基为首官员的恭迎。第二天，福王由崧乘坐的船横渡长江，中午时分停泊于南京燕子矶。三十日，南京诸臣纷纷登舟拜见这位著名的王爷，他们对这位名声狼籍的王爷早有耳闻，但今天他们见到的却是一个“角巾葛衣”的朴素汉子。或许，经历了太多的变故和流离，由崧面对着从天而降的幸运，并没有表现得欣喜若狂，相反他显示了应有的矜持和成熟。他对前来劝进的官员说：“我是只身逃难南来的，我的母妃尚不知在哪里。我本来只想在南方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躲避战乱，对于帝位我是想都没想过的。”他所说的都是实话，他在逃亡的途中曾经与自己的母亲邹氏走散了，他也确实只想逃难而已。面对一批批来晋谒的官员，由崧很感动，同时他又觉得这些人为他这样实在是不值，因而竟然痛哭起来。这一天的晋谒，由崧给南京百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都说迎立这位王爷是“宗社之福”。
　　五月初一日，由崧从南京西南的水西门登陆，在群臣的簇拥下，从南京城外乘轿直至大明太祖高皇帝的孝陵门前，下轿骑马进内。孝陵有东门和西门，东门是所谓的御路，就是只有皇帝才能走的路，由崧此时十分的谦恭，他回避了东门，而是从西门进了孝陵，来到了太祖的享殿，向这位伟大、光荣的祖先报到，拜谒，在这里，他思绪万千，心情沉重，徘徊良久。在孝陵，由崧还特意去拜谒了大明懿文太子朱标的陵寝，这种举动让很多人都很感动。
　　从五月一日开始，由崧就开始踏上了别人为他准备好了的登极之路••••••
　　五月三日，由崧在南京暂领监国，并为大行皇帝（崇祯皇帝）发丧••••••
　　五月十五日，由崧在南京皇城武英殿即皇帝位，诏以明年为弘光元年，由崧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的帝王之路，这究竟是他的幸还是不幸呢？
　　
　　
　　
　　4、也曾有意为明君
　　
　　
　　在福王朱由崧被拥戴在南京暂领监国之后，便当然地成为东南半壁的天下臣民之主，从而拥有了生杀予夺之权。原先在拥立问题上，有相当一部分的南京官员是不赞成拥立福王即位的，更有吕大器、张慎言等人竟列出了福王不能即位的所谓“七不可”的理由，这一部分官员在朱由崧监国之始，心中不免惴惴难安，他们担心即将招来大祸，罪责难逃。况且，这一部分官员大都是原先的东林党人，他们与福王的父亲福恭王朱常洵，以及福王的祖母郑贵妃的历史宿怨极深，他们担心朱由崧上台后会和他们新帐旧帐一起算。大明的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残酷的政治报复先例，早在此前的一百多年前，英宗朱祁镇“夺门”复辟之后，追究拥立景泰帝的于谦、王文等大臣，很多人惨遭杀害。这一切的往事，与现实的形势交织在一起，让这些官员不寒而栗，他们担心复仇的利刃会落在他们的脖颈上。但是，朱由崧的所作所为却又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表现出异常的大度和宽容。
　　当时排斥福王最为积极的是姜曰广、吕大器、钱谦益、史可法等人，其中幼稚的史可法居然还致书马士英，将吕大器等人所言的“七不可”在信上列出。马士英是何等老练的政治阴谋家，他将此信视为至宝，意图以此要挟史可法等人。朱由崧对此事也是很清楚的，但他被各派势力拥立监国乃至登极之后，并不追究史可法等人，用清人计六奇的话说就是，“不惟不加谴责，且加擢用”。弘光帝对于各派官员表现出的是一种博大的宽容态度，大有一种融合各派、兼容并包的气魄。他在用人问题上的大度，首先表现在对内阁人员的选用上。在朱由崧监国后，诸臣草拟了四名大臣作为入阁的备选人员，他们是兵部尚书史可法、礼部尚书高弘图、凤阳总督马士英、詹事府詹事姜曰广，在监国后的第三天，朱由崧对这个名单作出了挑选，他批准史、高、马三人俱加东阁大学士衔，准予入阁办事，惟独没有批准姜曰广入阁。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姜曰广曾经激烈地反对过他即位吗？不是这个原因！朱由崧是按制度办事的，同时他是不满内阁人员太少，不利于集思广益。他就此事给吏部作了这样的批示：“予按祖制，阁员俱用词林。至先帝，间用别衙门各官。今正推如何止列姜先生一人？似与祖制不符。著该部再行添推来看。”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依据大明以往的惯例，一般是以“词林”（翰林院、礼部等“清要”衙门）之官进入内阁办事，而崇祯皇帝也抽调一些其他部门的官员入阁，现在诸臣推荐的入阁名单，在词臣之中，为何只列出姜曰广一人呢？朱由崧是希望吏部能够列出更多的“词林”官员以供挑选。于是，在监国批示之后，吏部根据指示会同九卿商议之后，又草拟了一个扩大的阁臣名单，一共推选了五人，为首的仍然是姜曰广，其次是礼部尚书王铎、礼部右侍郎陈子壮、詹事府少詹事黄道周、右春坊右庶子徐汘。对于这份名单，朱由崧没有犹豫，立即点用了姜曰广和王铎，擢升二人俱为吏部尚书，并加东阁大学士，准予进入内阁。此外，对于名单上的另外三个人，朱由崧也是加以重任的，不久将陈子壮升为礼部尚书，徐汘升为少詹事，黄道周先升为吏部左侍郎，旋即又擢为礼部尚书。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除了马士英之外，其余的人或多或少与原先的东林党有些瓜葛，也或多或少得罪过朱由崧，但从朱由崧的任用来看，不能不让人感佩其容人之量，用时人李清的话就是“大度”（语见《三垣笔记》）。治国安邦，首在选贤任能，安排各级官员，以组织起一个可以运转的官僚机构。朱由崧监国后下令组织的中央政府，上自阁臣、九卿，下至科道各级官员“皆一时之人望”，他并没有任用那些只知趋炎附势的宵小之辈。朱由崧并没有从自己的爱憎好恶出发，或者说他至少压抑了自己的情感，能够比较公正地处理军国大事，这不能不说他“有意为明君”吧。
　　在南京各派势力的复杂博弈下，大明王朝的旗帜又在东南半壁树立起来了，崇祯十七年五月十五日，大明监国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宫城的武英殿向天地、宗庙、社稷祗告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弘光”，福王朱由崧变成了大明第十七位皇帝——弘光帝。
　　弘光帝朱由崧对于这个皇冠有着一种意外和惊喜，他对于自己的德行和能力是缺乏足够自信的，因此他在登极之时可以说是战战兢兢的，或许他有着一种奋发努力改变自己形象的欲望，有着一种挽救大明于将倾的使命感。弘光帝的登极诏书是一份令人振奋而激动的宣言书，决不可以作为一般的官样文章来看待。这份登极诏书从大明太祖高皇帝“龙飞奠鼎”开始，对大明历代祖先的功业进行的缅怀，对自己在群臣、各方势力的拥护和推戴下继承了大明的事业作了陈述，并对大行皇帝勤勉奋斗的一生作出了高度评价，对农民起义的“潢池盗弄”表示了极度的愤慨，决心要不辞“薪胆之瘁”，为先帝复仇，复兴大明。
　　在颁布登极诏书的同时，弘光帝还颁布了新政府的“国政二十五款”，这份文件可以视为弘光朝廷的施政纲领。这份文件中规定，除了对参与拥立的南京官员奖功酬劳外，还对曾经和朱由崧自己一样流离失所的流亡官僚贵族进行妥善的安置，恢复国家正常的科举教育和选拔秩序，另外还对于人才的选拔表现了一种不拘一格的姿态，最重要的是，新政府对于自明季以来种种社会问题有着很清醒的认识，揭示了当时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了减免钱粮、整顿漕粮、激励垦屯等很多措施，这对当时的百姓而言，无疑是一个福音。在大顺军长驱直入夺取北京和略定北方的过程中，大明的很多地方官都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附贼从逆”了，新政府对于这样的官员本来应该处以极刑的，但是“恐绝其自新”，所以决定“暂开一面”，同时对于能够“返邪归正者”，朝廷会“宽其前罪”，而且对于“能杀贼自效者”，朝廷还会“以军功论”，这个政策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吸引了很多北方的官员南下。尤其是在当时，清军已经入关，大顺军已经显露出败相了，很多明朝官员来到南京效忠新政权。本来在大顺军一路胜利，并最终将北京攻陷，崇祯皇帝自缢之后，很多明朝的文武官员已经接受了改朝换代的现实了，但是在清军入关，南京的明政权又建立起来了，很多人又选择了南下归明，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人们固有之传统的根深蒂固的汉民族观念使然。人们认为李姓取代朱姓只是传统的改朝换代而已；但如果是满洲贵族统治了中原，那就不是改朝换代，而是亡天下了。身历明季家国剧变的顾炎武曾经有这样一段话，论述了对亡国、亡天下的认识:“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而清朝入主中原，是异族侵入，不是易姓改号，而是亡天下。这是弘光政权建立之前北方汉族军民的真实心态。正是由于此，大顺军进北京之时，不仅百姓欢迎，而且明朝的京官也“衣冠介胄，叛降如云”。明朝的京官对大顺军如此欢迎，那么对清朝入主北京又是怎样的态度呢？当五月二日清军出现在北京城时，人们以为吴三桂请来的援兵到了，当真相大白之后，除了少数人的迎合之外，大多数人纷纷投向明朝的南方。陈名夏就是其中一例。陈名夏先已归向大顺，得知南京成立新政权，他便毫不犹豫地南下投奔南京的明政权（后来，由于弘光朝廷的党争，陈名夏未得任用而北返，但这也至少能说明南京政权对北方官僚的吸引力）。弘光帝的登极诏书和“国政二十五款”是振奋人心的宣言书，大有为政一新的气魄，但是这个凝聚大明士庶人心的新政府在它肇造之时就面临着农民起义军和已经入关的清军这两大威胁，登极诏书和“国政二十五款”对于满清这个巨大威胁却只字未提，这不能不说是弘光君臣的集体无知吧。
　　弘光帝的宽容与大度和新政府公布的振奋人心的施政纲领产生了极为良好的社会作用，忠于大明的臣民士庶感到国家中兴有望，一时间许多忠义正直之士，包括一些极具威望的社会名流都纷纷出仕，加入新政府。倾向于原东林党的官僚在弘光帝即位的问题上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现在正是由于弘光帝的雍容大度，当时弘光朝的大臣中倾向于东林的所谓“清流派”人物还占了多数。但是，毕竟弘光帝的得位离不开那些与“阉党”有瓜葛的所谓的“浊流派”人物，还有武将、勋臣们的支持，所以他不得不对这些人加以酬谢。所以，他擢升了从来没有中央政府行政经验的马士英为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同时又给予江北的那四位将军作出了封爵的酬谢，封黄得功为侯，高杰、刘泽清、刘良佐为伯，同时又对南京的那些勋臣晋爵。弘光帝这样做是很必要的，这些人都是朝廷内外的实力派，他们必须得到安抚，否则新政权会是很不稳固的。弘光帝似乎要超越现实的政治集团纷争与历史旧怨之上，试图平衡驾驭两个水火不容的政治派别，以寻求朝廷的安定和国家的复兴。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遂他的心愿。
　　弘光帝登极伊始，南京的朝廷就继承了自万历时代开始的“党争”传统，两派人物似有水火难容之势。所谓的“浊流派”大臣与手握兵权的武将以及朝廷的勋贵结成了政治联盟，首先是勋臣集团率先向所谓的“清流派”大臣发起了进攻。事情是由那位极力主张拥立福王的诚意伯刘孔昭挑起的，在这里，我首先把这位伯爵的为人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刘孔昭，号复阳，浙江人，乃大明开国诚意伯刘基的后人。这么看，他远祖的血统还是很高贵的，但刘孔昭在这个显贵家族内部的出生并不高贵。刘孔昭的祖父叫刘尚忠，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刘莱臣，是夫人胡氏所生；一个叫刘荩臣，是刘尚忠与一个叫莫巧云的婢女一次性行为的产物。我们的这位刘孔昭爵爷则是这个刘荩臣的儿子，所以说他在这个华丽家族之中出生不是太高贵的。按理，刘孔昭和他的父亲都没有机会承袭爵位的，但是，那个夫人胡氏所生的的儿子刘莱臣的年纪要比刘荩臣小得多，所以在刘尚忠死后，已经成年的刘荩臣就僭袭了父亲的爵位，当时刘荩臣与胡氏达成了将来在自己死后将爵位传给弟弟刘莱臣的协议。但是，在刘荩臣死后，他的儿子刘孔昭又冒袭了诚意伯的爵位，并且为了绝除后患，将自己的叔叔刘莱臣杀死。当福王朱由崧逃难来到南方时，刘孔昭之所以那么卖力地拥护福王即位，恐怕是有要借拥立的机会来巩固自己并不牢固的地位之企图吧。后来，这个刘孔昭因为担心那位胡氏夫人要告发自己，竟然也将其杀害，这已经是甲申年（1644年）十月初九的事情了。用清人计六奇的话来说，此人“真大逆不道哉！”（语见《明季南略》）我们现在要讲述的是这个刘孔昭对掌管吏部的张慎言的一次进攻，弘光朝廷初立，朝廷要大力地选拔人才，包括从一些革职官员中选拔，刘孔昭和一个叫阮大铖的革职官员关系不错，这个阮大铖我们在前面也提到了，他和马士英关系也很好。刘孔昭想举荐阮大铖，但是阮大铖曾经阿附过魏忠贤，而被列入崇祯皇帝钦定的“逆案”之中的。所以，主持内阁的大学士史可法当然是反对的。五月十八日，史可法离开南京去扬州督师，内阁大权落入马士英手中，刘孔昭感觉机会来了。当时主持吏部的是张慎言，刘孔昭觉得要起用阮大铖，首先应该扳倒吏部。二十二日晚上，刘孔昭在家里备好了酒菜，请了灵壁后侯汤国祚、忻城伯赵之龙等勋臣来家喝酒，商议在第二天的早朝上发动进攻。二十三日早朝时，刘孔昭等人在会议上突然高声大骂张慎言，扬言要把张驱逐出朝。刘孔昭说：“雪耻除凶，防江防河，举朝臣子全副精神宜注于此。乃今日讲推官，明日讲升官，排忽武臣，专选文臣，结党行私。所荐吴甡，有悖成宪，真奸臣也。”刘孔昭的话是表示了对吏部工作的强烈不满，他话中提到的吴甡，此人原先是崇祯朝的督师大学士，在北京沦陷后曾投降过大顺军，后来南京弘光朝廷新立，他又来投奔，象他这样的官员在当时有不少。张慎言主张对这些官员应该酌才使用，这种主张是很合乎实际的，也是和弘光帝的“国政二十五款”精神相符合的。但是，现在刘孔昭却以此向张慎言发难，攻击他“有悖成宪，真奸臣也。”刘孔昭等人的动静很大，而且气势汹汹，竟然把张慎言吓得不敢辩白。此时，大学士高弘图出面制止，说道：“吏部用人自有本末，此事何必在大殿之上吵闹！”弘光帝也严词制止。但是，这位刘孔昭居然做出更出格的事情，他突然从怀中抽出一把小刀，将张慎言赶出朝列，还扬言要杀了张慎言。此时，司礼太监韩赞周出面呵止道：“从古无此朝规！”刘孔昭这才停止了胡闹。这一天的朝会被刘孔昭闹得如此乌烟瘴气，很多大臣对勋臣集团非常不满，“清流派”集团用请求辞官来表示了抗议。高弘图、姜曰广、张慎言纷纷要求请辞回家，弘光帝特地派遣鸿胪寺官员前往这些人的家里传谕挽留。二十六日，弘光帝又为此事召见内阁辅臣高弘图、马士英、姜曰广。弘光帝向高弘图表示了朝廷和皇帝本人对他们倚重和需要，希望他们不要轻言辞官。高弘图回答陛下说：“对于用人的问题，我们这些人说可，勋臣们就说不可。如此这样是非混淆，我们是很难做事的。”弘光帝说：“朕刚刚登极，对于国家行政，尤其是用人问题，几乎是完全不懂，所以一直很倚重你们这些大臣，希望你们对我不要有所误解！”弘光帝这些话是完全真挚的心里话。高弘图又一再向陛下坦言勋臣集团对朝廷用人工作的掣肘，陛下也表示理解，并决定要尽快解决。这些都说明，此时的弘光帝对朝廷内外的现实问题有着很清醒的认识，他经常召见群臣商议国政，登极之初，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召见大臣的，有时甚至一天召见几次。此时的弘光帝是想着干出一番事业，实现大明中兴的。
　　马士英集团也没有放松对“清流派”的进攻，他们见弘光帝登极之后并没有对主张拥立潞王的官员进行政治报复，便时常地旧事重提，挑动弘光帝追究那些曾经主张拥立潞王的官员。但是，弘光帝对此事是很超然、大度的，他总说：“潞王朕叔父，立亦其分耳。”后来，经历了五月二十三日朝会上的风波后，马士英集团也紧随勋臣集团之后，对“清流派”发动了进攻。五月二十八日的早朝上，马士英集团的成员太常寺少卿李沾向弘光帝详述南京官员拥立争论的过程，揭发吕大器、张慎言等人主张拥立潞王，反对拥立朱由崧的事情。而弘光帝对这个揭发却没有任何兴趣，他说：“朕遭时不造，痛深君父，何心大宝？直以宗社攸关，勉承重任。当日效忠定策诸臣朕已鉴知，余不必深求！”可见，弘光帝对历史问题并不是那么在意，更不想因为这些事情再掀起什么风波了，足见他的宽容和大度。
　　朝廷在这样一位宽容大度，又勤于政事的皇帝领导下，大明或许有希望实现中兴吧，但事情并不随着人们良好的愿望发展下去。
　　
　　
　　
　　二、君臣皆无大视野
　　　　1、 新君重蹈旧时弊
　　　　不管怎么说，弘光朝廷建立起来之后确实给很多人以希望，大明的东南半壁还在，士庶百姓普遍相信明祚未终，就是很多身陷北方的士绅、官员也都纷纷南下，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来表达对大明，对弘光朝廷的效忠。本来声名并不好的弘光帝朱由崧在登极之后却给了很多人以意想不到的惊喜，他变得勤于国政了，变得虚怀若谷了，变得宽容大度了，新朝廷果然有了一种奋发图强的新气象，大明似乎中兴有望了。但是，良好的开端并不意味着事态会继续良好下去。
　　　　在最初的一段时间内，弘光帝确实表现得象个明君，但很快他就做出了一些引发朝局动荡的举动。首先，就是他多次绕开内阁，频发中旨。依照明朝制度，凡朝廷任用重要官员，多经内阁大臣会议提出推荐名单，奏请皇帝批准后，再以诏书、谕令的形式公布，这种任命方式称为“会推”；与此相反，由皇帝直接任命，不经过内阁而由内廷直接颁布的任命等命令则称为“中旨”。由此可见，“中旨”与“会推”是两种迥然有异的人事任命方式。那么为什么我要说弘光帝频发中旨是一种能引发朝局动荡的行为呢？我们就先从这两种任命方式本身来分析一下，“会推”虽然有时不免也成为某些强势阁臣意志的产物，如大明嘉靖朝的严嵩，万历朝的张居正把持内阁时期，但一般说来，“会推”的手续繁杂，通过的关口较多，屡经慎重考虑，多方斟酌去取，集思广益，因而在用人行政上较为稳妥、周密。“中旨”又称“口宣”、“内传”等，仅从字面称谓上不难看出，它代表了皇帝个人的主张和决定，往往可能是君主个人一时间心血来潮的产物，随意性太大，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既然“中旨”的弊端那么明显，明代的皇帝是不是就很少颁发“中旨”了呢？非也，有明一代几乎所有的皇帝都对这个“中旨”情有独钟。因为皇帝与阁臣在见解上经常有严重的分歧，而皇帝又不愿意与内阁妥协而有损自己的绝对权威，所以他们往往喜欢绕过内阁发出“中旨”来行使权力。弘光帝的前任，也就是他的堂弟崇祯皇帝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发“中旨”的人，或许因为这位崇祯皇帝得位艰辛而又充满危机吧，他对周围的大臣们很不信任，总是刚愎自用，所以他在用阁臣、用部臣、用武将，甚至是用言官方面都是发“中旨”，根本不征询内阁的意见，这种举动是崇祯朝吏治败坏的一个重要原因。
　　　　或许弘光帝觉得自己的上台是被人操控而成的吧，或许也觉得自己在南京的朝廷缺乏根基吧，他就有了一种想乾纲独断的冲动。本来，皇帝想大权独揽，威柄自操并没有什么错，但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皇帝本人必须是一个英明神武，富有雄才大略的强势君主，否则只会给国家带来灾难，勤勉的崇祯皇帝就是一个很好的先例。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非理性的冲动，弘光帝在登极不久就在马士英的怂恿下违背了大多数朝臣的意见，也违背了已故崇祯皇帝钦定的“逆案” （关于“逆案”，后文会有详细交代），发出“中旨”想召见一个著名的已革佞臣阮大铖。这件事发生在他登极后的第二月，也就是甲申年的六月七日。弘光帝的这个举动招致了许多朝臣，主要是阁臣的反对，从而引发了群臣对“中旨”问题的纷纷议论。阁臣激烈反对，除了对于弘光帝这道“中旨”本身内容的不满，另外更重要的就是他们对弘光帝似乎要侵夺内阁权力企图的警惕，或许阁臣们也有一种希望弘光帝能垂拱而治的想法吧。那位著名的阁臣姜曰广在得知皇帝发出“中旨”想陛见阮大铖后，又上了一道请辞的奏疏，向皇帝示威、罢工，他在奏疏中说：“王者爵人于朝，与人共之。祖宗会推之典，所以行万世无弊也。”这是说，英明的君主要选拔官员时，会和臣子们商议，大明帝国列祖列宗所沿行的“会推”制度是应该被尊重而坚持的。姜曰广的这一招很厉害，把祖宗之法搬出来向皇帝施加压力，如果皇帝胆敢违背祖宗之法，就是大明先帝们的忤逆子孙了，这一下子把政治问题上升到是否能守业尽孝的伦理层面了。姜曰广的奏疏不但对弘光帝进行了深刻地谴责，他连已故的崇祯皇帝也没有放过，他在奏疏中列举了许多崇祯皇帝频发“中旨”所带来的危害，说“先帝既误，皇上岂堪再误哉！”姜曰广的这个奏疏其实陷入了一种矛盾之中，既然是大明列祖列宗都遵行的制度是“会推”，那么先帝崇祯皇上为什么会屡屡地发“中旨”，他没有给弘光帝一个好的解释，其实他所谓的祖宗们都遵循，其实不过是他自己虚构的往事而已，目的是向现在的皇帝施压。或许由于弘光帝真是个不学无术而且也有点懦弱的人吧，姜曰广的奏疏把他吓倒了，他犹豫了，但没有收回成命，因为毕竟他不能否定自己，否定自己作为皇帝的尊严，但他也把此事搁置起来，并下旨慰留姜曰广，劝其以国事为重，但对“中旨”一事则避而不谈。弘光帝此时退却了，但马士英等人却没有奉行鸵鸟政策，他们纷纷上疏弹劾姜曰广，要求将其治罪。
　　　　弘光帝在阁臣们的强烈反对下，只好将召见阮大铖一事搁置起来，“中旨”一事也暂时不提了，但他想绕开内阁行使用人权的企图并没有打消，他在酝酿着。一个多月后，他的机会来了。七月二十四日，弘光帝再下中旨，这次的内容是阁臣们都难以反对的，他要任命吏部右侍郎张有誉为户部尚书。这对于阁臣们而言，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这个张有誉，真是人如其名，确实有很好的名誉。他是天启二年（1622年）的进士，后来官一直做到南京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弘光登极后又转为吏部右侍郎。张有誉为官素以“清慎”、“干练”著称，是一个声望很高的能吏。弘光帝登极之初，曾经召见过张有誉，他在应答皇帝询问的时候，曾经就朝廷的财政问题向皇帝直言进谏，他说：朝廷一年所需经费超过一千万两银子，而国家的岁入只有八百万两，只有裁冗兵、节冗食、汰冗费才能更好地节约开支，而这一切的节约措施，希望能够从宫中，从陛下身上开始。张有誉的意思是让弘光帝要学会过穷日子，不要奢靡铺张。观诸张有誉的这些言行，不难看出此人是一个刚正廉洁的能臣。弘光帝此时任命他为户部尚书，应该说是很会用人的，也应该不会招致朝臣反对的。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这个任命本身，而是在于此项任命所使用的方式。倘若经过阁臣参与的“会推”， 张有誉是毫无疑问可以担任户部尚书的，但是此项任命乃是出自所谓的“中旨”，这就很难办了。弘光帝下“中旨”任命张有誉为户部尚书，目的就是要将阁臣们一军，他任命一个声望很好的人出任要职，谁也不好反对，但是要是赞成了他用“中旨”任命一个张有誉，就意味着“中旨”有合法性，可以畅行无阻，日后皇帝就可以任意地发“中旨”来任命自己想任命的官员，那么想召见一个阮大铖又有何难呢？弘光帝想以此来难倒内阁。毕竟新皇帝只是一个玩政治的新手，他根本不及内阁大臣们的智慧。弘光帝起用张有誉为户部尚书的中旨一下，内阁大学士高弘图就立即上疏弘光帝说：“有誉才望堪用，而中旨必不可开”。高弘图的意思是说张有誉可以用，但是“中旨”则断不可行，一下子就把两个问题分开了。高弘图从太监手中接到这项任命后，就以没有经过“会推”为理由，将诏书交太监退还给弘光帝。弘光帝这次并没有退却，他又派太监再次将诏书送至内阁，并下旨说：“特用出自朕裁。”高弘图仍然强硬地顶了回去，并与负责监察人事部门的吏科给事中章正宸一起将那道“中旨”封好，交内监退还给弘光帝。弘光帝又反复和内阁拉锯了几个回合，双方都没有让步，一直就这么僵持着。弘光帝与内阁的这次冲突，引发了朝臣们的注意，他们也纷纷上疏与皇帝展开了一场斗争。首先是工科给事中李维樾，他上奏说内阁与监察部门并不是反对任用张有誉，而是反对任用的方式，说一旦这种“中旨”任命的方式开了口子，就会“今日可用一有誉，他日可用一非有誉者”。他担心的仍然是朝廷的“会推”制度被破坏了，担心皇帝和内廷会侵夺外朝的用人权。紧接着，兵科给事中陈子龙等许多科道言官都上疏反对皇帝以“中旨”任命官员。这一次，弘光帝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居然顶住了，他不愿意做一个被内阁压制的弱势皇帝，他要效法乃祖那样与内阁战斗。经过几个来回的较量，最终，张有誉还是以“中旨”出任户部尚书，弘光帝胜利了。自此，“中旨”便畅行无阻了，皇帝从外朝夺取了用人的权力。本来，作为一个君主，希望获得更多的权力，希望宸纲独断，这也是无可厚非。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弘光帝的举动则是一种极易引发政局动荡的不明智行为，他登极不久，便表现得如此贪权，难免引起很多一开始就不看好他的朝臣的不满，造成这一部分人的离心；此外，弘光帝并不是一个对国家政务很熟悉的政治家，个人的智力、能力都很有限，他迫不及待地把用人权抓在自己手里，很容易让一些宵小之徒钻空子，投机钻营，进而给朝局带来无法想象的危害。正如清人徐鼒所言：“是时王政不纲，奸邪在侧，会推不废则正论犹存；中旨意频行，则私门日进。上下不安，小人道长，明之所以亡也。”这种将“会推”废，“中旨”行视为日后明朝覆亡原因的言论，似乎有点偏颇，但不失为局部的深刻吧。
　　　　“中旨”任命的风波还没有平息，弘光帝又向朝臣发起了另一场挑战。八月一日，弘光帝又颁旨恢复东厂，又命令原来的锦衣卫都督冯可宗恢复以前的侦缉工作。皇帝是要恢复厂卫制度了！所谓东厂，乃是明成祖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设立于内廷的特务侦缉机构，其主管与成员均由太监充任，负责侦缉天下臣民所有所谓不轨之事，随时向皇帝汇报，并有权对任何人施以逮捕、用刑等手段。而所谓锦衣卫则是明初由太祖皇帝朱元璋创立于外廷的特务组织，负责侦缉百官，后来东厂与锦衣卫并称为“厂卫”。厂卫爪牙遍布全国，弄得人人自危，社会不安，这是明朝的一大弊政。尤其是经历过天启朝魏忠贤之乱的这些朝臣们，厂卫在他们心中无疑是一个梦魇。现在提及厂卫，不免让南京的官员们想起可怕的魏忠贤时代，想起殉难的杨涟、左光斗等东林诸贤。本来，随着大明北方政权的覆灭，这让人恐怖的厂卫制度也随着衰落下来了，这对朝廷，对大臣，对百姓都是一件好事。但是，现在这位弘光皇帝又要把这颇遭人诟病的厂卫制度拣起来了，这一次他将制造出更大的反对面。弘光帝的这个决定一公布，礼科给事中袁彭年就上疏表示反对。这位言官在奏疏中首先叙述了大明厂卫的历史演变，这或许担心这位不爱读书的皇帝对历史知识比较无知吧，并指出历史上厂卫兴盛的时期都是社会混乱，百姓困苦的时期。他尤其讲了在天启朝魏忠贤当政时，利用手中控制的厂卫机构迫害官员，结党营私，甚至企图谋朝篡位，大明王朝差一点就葬送了。他又对已故的崇祯皇帝任用厂卫提出了批评，崇祯皇帝任用厂卫，原想整顿吏治，没想到却导致了吏治的颓坏。所以袁彭年对皇帝说：“缉事可以不设，成命可以立回。”弘光帝看到这种要他收回成命的奏疏，当然是十分恼火。陛下立即下旨，严厉斥责袁彭年是“狂悖沽名”，并将其降三级调离京师，陛下的这种斥责与陛下的祖父万历皇帝斥责言官是“讪君卖直”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啊，看来基因的作用确实不小。言官的谏诤居然遭到了皇帝的惩处，这引起了朝臣们的强烈不满。接着，吏科给事中熊汝霖也上疏为袁彭年鸣冤叫屈，同时也力陈厂卫之弊，他说“厂卫之害，横者借以树威，黠者因以牟利”，厂卫特务如果要残害官民，那么在他们手中就是“人人可为叛逆，事事可作营求”。 熊汝霖向皇帝描绘了一幅厂卫横行的可怕图景，但是这些危险的预期并没有改变皇帝的想法，反而增加了他对朝臣的不满。他对这个熊汝霖的处罚是“罚俸三月”。朝臣们对皇帝的一意孤行同样也是很愤怒的，言官们一再上疏谏阻设立厂卫侦缉事宜，江南道御史祁彪佳上疏不但反对设厂卫，同时还要求革除因厂卫而产生的明代三大弊政，即诏狱、侦缉、廷杖。这三样东西一直是让官员士大夫不寒而栗的三个噩梦，有多少官员由此三者而惨死。随后，都御史朱国昌也上奏力言厂卫之害，反对朝廷再设厂卫。言官们的这些意见当然得到了同样对厂卫制度深恶痛绝的阁臣们的赞同，内阁的大学士高弘图、姜曰广等人根据这些奏疏的意见，草拟了“禁革”厂卫的圣旨（明代制度，内阁根据百官奏疏先草拟圣旨，然后再呈皇帝批准、认可，方才生效，此称为“票拟”制度）。内阁草拟的所谓“旨意”当然不符合弘光帝的想法，他将拟旨退回内阁，要求阁臣们重新草拟。如此这般，皇帝与内阁又冲突了几个来回。最后，大学士高弘图、姜曰广等人以辞官相谏，弘光帝仍然不肯下旨禁革厂卫，同时也没有允许高、姜等人请辞，厂卫之事也算是不了了之了。
　　　　有明一代，厂卫制度可以说是伴随始终的。大明的皇帝们为什么都这么钟爱这个恐怖的特务制度呢？或许因为他们对官员都不信任吧，他们希望手中能有一个强有力的控制工具来监控官员，乃至百姓。弘光帝也不例外，而且他的这种不信任感，甚至是不安全感更加强烈。他是孤身来到南京的，他的登极本来就是南京各派势力争斗的产物，他在南京的朝廷没有任何自己的力量。于是，他想到了运用厂卫这个由相对卑贱人员构成的特务机构来保卫自己，出发点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他选择的手段错了，绝大多数官员都对厂卫制度深恶痛绝，因为这些官员大都是厂卫制度的受害者，魏忠贤之乱就在不久之前，那些殉难者的亡魂似乎还在呼唤着。此时，弘光帝想要复兴厂卫，无疑是在给自己树立对立面，让自己更被动。他的这一主张，不但高弘图系的官员反对，就连一直被人认为是马士英系的大学士王铎也表示强烈反对，他甚至说出了“臣死不敢奉诏”的话，即便是马士英本人也没有对弘光帝设置厂卫表示赞同。弘光帝此举无疑把自己置于满朝大臣的对立面，弘光的朝局正朝着混乱发展下去。
　　
　　
　　2、 党争，还是党争
　　　　党争一直是晚明朝局的一个顽疾，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的党争可以说是一朝炽于一朝，一直延续到南京的弘光朝。
　　　　弘光朝廷在它尚未建立的时候就已经分裂了，南京的诸臣在拥立新帝的问题上分化成“挺福”和“挺潞”两派。
　　　　这种分化起因于对于大明皇位继任人选择的不同，争执的双方都有似乎合理的理由，“挺福”派标榜的是“亲亲”的儒家伦理价值观，而“挺潞”则是以所谓“立贤”为己方行事的依据。
　　　　其实，所谓“立亲”与“立贤”都不过是两个利益迥异的政治集团在政治博弈时所借用的名头罢了。
　　　　主张拥立福王的这些人，大都是些拥兵的武将，以及南都的一些世袭勋臣。
　　　　大明自二祖开始，却一直奉行着一条“右文轻武”的治国方针，文职官僚一直把持着国家权力体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他们极力地排斥着武将们获得更多权力和国家政务发言权的企图，武将的地位要远远低于文官，即便是帝国最高的军事当局——兵部的最高长官也是由文官来担任。
　　　　至于“勋臣”，他们的地位则更是尴尬。大明朝多数声望显赫的勋贵之家是在帝国的早期，也就是二祖时代建置的，在此以后就鲜有新的册封了。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些古老的贵族便愈发地被排斥于权力中枢之外，自永乐朝设立内阁之后，甚至有了不准勋臣入阁的惯例。作为帝国的陪都，南京一直是这些拥有高贵身份，却又缺乏真正权势的世袭贵族的聚居地。
　　　　大明京师的陷落，崇祯皇帝的殉国，以及整个北方政权的瓦解，让南京成为大明的政治中心，同时也给了这些武将和勋臣们一种新的希望。他们希望在这大厦将倾的时候有一番作为，进入一直拒绝他们的权力中枢。于是，拥立就成为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由于福王家族与文官系统的历史宿怨，福王自然成为他们中意的人选。
　　　　而主张拥立潞王的官员则多是一些文官，而且多是原先“东林党”的成员。他们之所以那么激烈的反对拥立福王，也绝对不是因为什么所谓的“七不可”，而是担心福王可能要进行的政治报复。他们所标榜的“立贤”，也难有什么充分的依据，潞王的“贤”原来不过是一些附庸风雅的嗜好而已，据史料记载潞王竟是一个“指甲可六七寸，以竹管护之”的女性化男人。可见，“挺潞派”官员也是完全出于自己集团政治利益的考量才如此极力地排斥福王，而主张迎立潞王。他们也是希望通过拥立一个与以往朝局毫无关系的潞王，以此来获得他们在新政府的权力垄断地位。
　　　　这种分裂在弘光朝廷建立之后一直存在着，而且日益严重下去。
　　　　拥立问题造成了弘光朝廷党争的开始，“挺福派”以马士英为首，“挺潞派”则是把史可法抬出来做领袖。
　　　　作为两派的领袖，马、史二人也未尝没想过合作，同舟共济，以图大明中兴。新政府初创时期，弘光帝建立的内阁也是包容各派，这不能不说新皇帝确有容人与用人之度。
　　　　但是，朝臣们的党争并不会因为皇帝的包容而停止。弘光朝廷建立之后，在用人的问题上就面临极为复杂且棘手的历史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所谓的“逆案”问题。
　　　　何谓“逆案”，这就要对一些往事进行回顾了。崇祯皇帝在还是信王的时候就深知朝廷之中以魏忠贤为首的所谓“阉党”与以文官为主的所谓“东林党”之间水火难容的争斗，而信王朱由检一直是一个深浸于理学伦理的人，他对所谓的“君子小人”之辨特别在意，况且“阉党”的势力也时时危害着作为藩王的他。
　　　　在登极之后，崇祯皇帝缜密地展开了对魏忠贤“阉党”集团的消灭工作，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初，魏忠贤被发配至凤阳，十一月六日，在朝廷的逼迫下，魏忠贤在阜城县驿站自缢。魏忠贤是死了，但是魏忠贤集团盘根错节，他们在朝中，在地方还有相当大的势力。崇祯皇帝没有停止清除“阉党”的步伐，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崇祯皇帝钦定的《逆案》修成，这是一部将魏忠贤集团，以及与这个集团有关联的人打入另册的官方文件，被列入“逆案”的官员，除了少数被认为是罪大恶极而被处死，还有被流放的，更多的则是被革职而永不叙用了，可以说名列《逆案》的官员似乎失去了任何参政的机会。
　　　　弘光朝建立之初，正是用人之际。那么在起用所谓“废臣”，也就是原先被革职官员的问题上，就面临着如何对待已故的崇祯皇帝钦定的《逆案》这个棘手的问题。
　　　　作为与原东林党人有着密切关系，又是弘光朝最初的实权人物，史可法对于这个问题起先有一种较为理智的态度。在起草监国诏书时，吕大器等人在文稿中对于起用废臣一款中，写入了“除封疆（指任职期间所管地方失守）、逆案、计典、赃私不准起用”这句话，而史可法则认为正值国家危难之时，在选用人才的问题上应该唯才是举，而不应该对历史问题和其他问题过于纠缠，于是就删除了这句话。应该说史可法的想法是很理智的，也是很符合实际的，在魏忠贤当政的时代，很多官员都委身依附于“阉党”，不能说这些官员都是奸邪之徒，很多人也是迫于无奈，而且其中很多人不乏军国之才。
　　　　但是，吕大器等人又在史可法不知情的情况下又把这句话加了进去。吕大器等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的目的是要把非东林系的官员，尤其是与他们宿怨极深的“逆案”中人，排斥在权力系统之外，继续保持东林系官员垄断朝政的局面。
　　　　此时在南京就有一个名列《逆案》而企望能够进入新政府的人，他就是阮大铖。大多数史书将这个阮大铖都描绘成一个略有文才，但人品低下的无耻政客，这恐怕是受了孔尚任的《桃花扇》误导。
　　　　这个阮大铖并不天生是个坏蛋，在明季复杂混乱的官场之中，阮大铖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当然也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大奸大恶之徒。我在这里首先把这个阮大铖给大家介绍一下。
　　　　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别号石巢居士，此人又生有一副美髯，故而又被称为“阮髯”，安徽桐城人（时属南直隶安庆府怀宁县），万历十五年(1587年)八月生，阮大铖的家族是当地的一个诗礼簪缨之家，阮家为桐城名门望族之一，阮大铖出生前，其家族中出仕明朝为官者，两百年间已达十四人。阮大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天资也是颖悟异常的，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阮大铖进士及第，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青年阮大铖涉足政坛之时，正是明代党争之祸极烈之时。阮大铖少年才俊，极具才华，他又曾是东林元老高攀龙的门生，又与东林烈士左光斗居同里，故其早年也是东林少年，在复杂的党争中，他似乎是个胎里红的天生东林党。然而，此人后来却变成了魏忠贤的“阉党”而名列《逆案》，其中原由又是什么呢？
　　　　事情要从一桩人事任命谈起。天启四年（1624年）春，吏科给事中有缺，按序应是阮大铖当迁，左光斗遂招其前来上任。东林魁首顾宪成及骁将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人以“察典”将近，即将与齐、浙、楚三党及魏忠贤展开大战，而天启三年的“癸亥京察”斗争中东林损失颇大，是以欲任用序列其后、但更近东林核心的魏大中以增加战斗力，于是将阮大铖补去了工科，同是监察官，但吏科与工科则相去甚远。东林之首顾老先生考虑到本集团的利益，竟然破坏了朝廷用人的程序。由此导致阮大铖与东林结怨，改而去走魏忠贤的门路。对于此事，清代学者归庄曾点评到：“阮谓资应属己，而魏夺之，遂激而入邪人之党。……激成阮入彼党，未始非失计。盖阮实有可用之才，惜诸君子无使贪使诈之作用也。”此间不难看出东林君子的狭隘与私心自用。
　　　　阮大铖投靠魏忠贤后，并无实质性的助阉党之劣迹，基本只为求官而已。此种行径，盖为明季官场之常事，即便是以正人君子自况的东林党人也是如此，而且所谓东林诸贤在官场上的投靠、奔竟、贿赂之事已几近匪夷所思，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说，崇祯十四年（1641年），前首辅周延儒再次被召，复登首辅之位，便是前东林党人，复社领袖张溥合朝野之力，勾结“逆案”要犯魏忠贤集团的原阁臣冯铨，以白银二十万两买通司礼监太监与田贵妃运作的结果。
　　　　当魏忠贤声势煊赫之时，阮大铖并没有明显的助阉党之劣迹，在朝时间也极短，似乎是因为对诡谲变幻的政治风云有所畏惧，他很快辞官回乡了。如此看来，阮大铖与东林人物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那么为什么他又会名列《逆案》呢？
　　　　阮大铖触霉头是在崇祯初年进行的一次政治投机得罪了东林党人。
　　　　魏忠贤被崇祯皇帝击垮后，阮大铖当然明白魏忠贤集团肯定是完了。崇祯皇帝虽然是首先消灭了魏忠贤集团，那么这位新皇帝会不会对朝廷的其他朋党一并打击，却一时间让很多人吃不准。阮大铖想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一次政治投机，于是他写了两封奏疏，其中一份独攻魏忠贤集团，一封则叫《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写泰昌元年到天启七年间的整个党争过程，并攻东林党和魏忠贤集团的党争，他将两书送到北京友人杨维垣处，要杨维垣看大势所趋而递交其中合适的一封。所谓交友不慎，杨维垣恰好正在指责东林与魏忠贤集团同为邪党，与编修倪元璐互攻，一见此疏自然喜出望外，于是选了能帮自己忙的《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呈上。结果自然是满朝舆论大哗。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当时朝中的东林骨干几乎在天启朝被魏忠贤一扫而空，崇祯皇帝登极之后力图彻底消灭“阉党”，东林诸公均寄希望于籍崇祯之力东山再起，在此关键时刻，本系东林一脉的阮大铖却指控东林集团和魏忠贤集团同是祸乱朝政的党争派系。若阮氏此疏得用，则非但大批在野的东林人士仕途复起之望就此断绝，就是在朝孑遗者亦处于随时获罪的境地，而东林党孜孜以求的重掌大局之念就更别提了，势必全盘覆灭。
　　　　阮大铖的这次政治投机非但没有让自己再次入朝，相反却招致东林集团的切齿之恨。最后，在朝野东林党人的合力攻击下，阮大铖也被列入《逆案》，革职为民，永不叙用，终崇祯一朝十七年，均废斥在野。
　　　　阮大铖所处的时代，正是昆曲兴盛的时候，多才多艺的阮大铖对昆曲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政治失意之时，他就借寓在南京编演新戏，交结朋友，声歌自娱，这种生活方式在晚明的士大夫阶层是极为平常的。这个阮大铖又素来以“知兵”自诩，而且时人也是这样看他的，所以在南京，他还时时谈兵说剑，招徕游侠，一时间成为南京社交界的风云人物。阮大铖此时还极力想弥合他与东林人物的关系，他努力地去接近复社人士（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政治、文学团体，可以视为东林集团的继续）。阮大铖与复社名流侯朝宗有世代交谊，阮大铖在南京与侯朝宗往来频繁，想借以修复与东林—复社人物的关系。当时，侯朝宗属意秦淮名妓李香君，阮大铖亦曾不惜重金撮合侯李二人。
　　　　阮大铖的主动示好并没有换来东林—复社中人的谅解，相反他们对这位废籍官僚在南京如此招摇过市大为光火。尤其是复社中几个著名的公子哥，如顾杲、吴应箕、陈贞慧、黄宗羲等人。他们对阮大铖的做派看得老大不顺眼，心想秦淮歌妓、莺歌燕舞乃我辈专利，你一个名列《逆案》的阮某人有什么资格来凑热闹。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在这帮公子哥的吵嚷下，他们推选吴应箕起草了所谓的《留都防乱公揭》广泛征集签名，文中充满了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词，对阮大铖鸣鼓而攻之，甚至将阮氏创作的几部戏曲都攻击为祸乱人心的大毒草，而且称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阮大铖挂名钦定《逆案》，自然有口难辩，一败涂地；众公子哥自以为痛打落水狗，功德无量。阮大铖在复社这些公子们的攻击之下，已经在南京呆不下去了，他只得逃至南京的南门外牛首村寄居。
　　　　阮大铖是一个自期甚高的人，他当然不甘心这么倒霉下去。崇祯十四年（1641年），他的机会似乎来了。前文中我已经提到这一年东林—复社中人为了谋求周延儒再次担任首辅，不惜勾结《逆案》要犯，重贿太监和后妃。二十万两的贿金不是那么容易筹集的，此时，阮大铖为了东山再起也东拼西凑出了六万两。
　　　　阮大铖出贿金的目的就是要再次入仕，他甚至向所谓的东林诸君子痛哭流涕地哀求谅解。毕竟六万两的作用不小，一些东林人士表示谅解，但是那些东林—复社的保守派则坚决反对。周延儒复职后，也曾考虑过要起复阮大铖，又迫于东林保守派的要挟，所以并不敢任用阮氏。因而，他采取了折衷办法，接受阮大铖的推荐，起用其同年好友、革职遣戍的原宣府巡抚马士英为凤阳总督。
　　　　马士英在当上了弘光朝的内阁大学士之后，当然就想到了起用他的这位好友阮大铖。
　　　　于是，阮大铖入朝的问题便引发了弘光朝更为激烈的政争。
　　　　前文中我已提到弘光帝以“中旨”企图召见阮大铖，此事虽然因为朝臣反对而未成，但是，马士英后来还是千方百计把阮大铖招揽入朝。或许阮大铖真的富有军国之才吧，他在接受弘光帝的召见时，提出了很多巩固政权的建设性意见，颇得皇帝的欣赏。
　　　　但是，无论是皇帝，还是马士英想要任用这个阮大铖都要面临力量强大的反对面。与东林—复社集团有极深渊源的朝臣们当然是《逆案》的坚定捍卫者，他们都是以阮氏名列《逆案》为由而反对朝廷任用此人，很多人更是以辞官相威胁。名在《逆案》是真正的原因吗？他们还是记恨阮大铖在崇祯初年的那次政治投机！
　　　　《逆案》也并不是绝对不可以违背的金科玉律，同样是东林中人，但要比一般迂腐而私心自用的东林诸儒务实得多的史可法就主张唯才是举，主张可以适当违背所谓的《逆案》。但是，东林—复社中的保守派则念念不忘昔日的党争旧怨。这种偏执、自私的立场似乎于当时的危局只有弊而无益吧。
　　　　马士英主张任用阮大铖，其原因不外乎有二。其一，报答当年知遇之恩；其二，阮氏确有实才。马士英并没有推翻《逆案》的企图，这其实还要比史可法保守很多。马士英回答说：“逆案本不可翻也，止以怀宁一人才，不可废耳。”（《陈子龙自撰年谱》）其实这个马士英起初也不是想与东林—复社人物为敌，他在获得弘光朝大学士职务之后，颇想联络各方面人士，特别是东林—复社的头面人物，造成众望所归、和衷共济的局面。
　　　　阮大铖废置多年，但自视甚高，很多人也对他的才能颇为肯定，如果东林诸臣能够捐弃前嫌，容纳阮氏，任才器使，对弘光政权并不会造成多少损害。
　　　　但是，东林保守派的迂腐偏狭令人惊异。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出仕以来从来没有什么实际业绩，而是以讲学结社，放言高论，甚至声色犬马为能事，自认为是拨乱良臣，似乎他们一当政，天下就立可太平。在大明王朝面临内忧外患，只余东南半壁的危难之际，他们没有任何纾解国难之策，仅仅纠缠历史旧怨，执着于门户之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他们惟恐阮大铖起用导致整个“逆案”掀翻，于是，抓住马士英推荐阮大铖一事大闹朝堂。名望甚高的刘宗周九月初三日上疏说：“大铖进退，关江左兴衰。”（见刘宗周《刘子全书》卷十八）一个阮大铖的进退居然与整个南方政权的兴衰扯在一起，东林人物的危言耸听可见一斑啊！
　　　　东林保守派立论的出发点就是所谓的“君子小人”之辨，他们认为只有东林—复社系统的人是君子，非其中的就是小人。门户之见如此之深，只能贻害国家！弘光朝建立后，一直以草莽孤臣自居的刘宗周就是一个顽固的东林保守派，他一直拒绝同马士英，甚至拒绝和整个弘光朝廷合作。他他的儿子刘汋曾经有这样一段标榜老子的文字：
　　　　有朝绅为马士英解于先生曰：枢辅甚向慕先生；先生不吝一见，无有不归命者。所贵大君子以其能化小人为君子，今日国事为重，不宜拒绝太深。先生不答。后士英所亲再四言之，先生亦不答。
　　　　大概这个刘汋是想标榜他老子是如何得争气凛然，不与奸人同流合污吧，但是却透露了这个刘宗周是如何得狭隘、偏执。
　　　　马士英后来是排除了重重阻挠，终于任用了阮大铖。阮大铖先被授予兵部右侍郎的官职，弘光元年（1645年）又升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
　　　　阮大铖是在受尽屈辱和攻击之后，才跻身朝堂之上的。按照，正常人的心态，都要进行报复，况且阮大铖的个人器量和品行也不是很好，可以说他也是一个睚眦必报的人。他在获得权力之后，向这些曾经极力想压制他的人们复仇了。
　　　　他首先打击报复的是那些参与《留都防乱公揭》的复社公子们。他编制了两份黑名单《蝗蝻录》、《续蝗蝻录》，以东林人士为“蝗”，复社人士为“蝻”，牵连一百四十三人；以后又编制了《蝇蚋录》，牵连九百五十三人，企图把东林、复社人士一网打尽，推行没有魏忠贤的魏忠贤主义。
　　　　阮大铖失去理智的报复行为并没有得到马士英的赞同，马士英极力地制止他无休止地复仇。后世史家大都认为在弘光朝的朋党之争中，有所谓的“马阮集团”，其实马、阮二人分歧多于合作，马士英是绝对不主张对东林—复社人物赶尽杀绝的。而此时的阮大铖已经是一条复仇的疯狗了，后来他更是在朝中勾结一部分言官，罗织了一个所谓的“顺案”，这是针对北都沦陷时，投降过李自成，而现在又投靠弘光朝廷的官员，因为李自成的国号叫“顺”，所以称为“顺案”。若因此而进行大清算，势必导致弘光朝廷招揽人才计划的彻底失败。马士英认识到，必须要制止阮大铖如此疯狂的清算计划，二人由此裂隙产生。据学者顾诚先生考证，弘光一朝，以“顺案”诛杀的官员也仅仅三人而已。
　　　　耐人寻味的是，一项被认为是弘光朝两个政治集团领袖的人物：马士英和史可法，他们并不是那么得极端主义，马士英曾谋求与东林—复社人物和解并合作；史可法则主张适当推翻先帝钦定的《逆案》。但是，此二人的理智和务实并没有改变各自集团保守势力的偏执、自私态度。双方的争斗只是对国家民族毫无意义的内耗，弘光朝的党争一日甚于一日，这不能不说是大明王朝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