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文章确实不错。即便是政论，也是南方人写得这样开，这样汪洋恣肆。南方报业，确实也其过人的地方。

领导干部要带头解放思想

——深化思想解放系列评论之一

本报评论员

  来源：《南方日报》

　　省委十届二次全会掀开了新起点上的广东亟需再来一次思想大解放的帷幕。一段时间以来，全省上下掀起了学习讨论的热潮，响应是积极的，行动是迅速的。但是我们须知，开展思想大解放，不是要表个态度，也不是要泛泛空谈，而是要拿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以思想的大解放推动经济的大发展。思想解放的成效如何，最终要通过科学发展的实绩来检验。

　　新一轮思想大解放的目标指向非常明确：主题是科学发展，重点是领导干部。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也就是说，领导干部要带头解放思想，解放思想的关键在于领导干部。对领导干部来说，能不能解放思想，解放到什么程度，取得什么样的成果，直接影响到一个单位、一个部门，甚至一个地方的发展走向。完全可以这样认为，领导干部思想解放的程度决定着本单位、本部门、本地方改革创新的力度。解放思想首先从各级领导干部自身做起，使之贯穿于实际工作中的各个环节，体现在工作的各个方面，实现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主观和客观相符合，进而达到这样的效果：越讨论思想越解放，越讨论精神越振奋，越讨论视野越开阔，越讨论发展的愿望越强烈，越讨论工作的成效越明显。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广东，为什么要继续解放思想？通过这些天来的讨论，人们的认识已经比较清楚了，就是要用解放思想的智慧突破科学发展的瓶颈，找准制约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但是具体到解放些什么思想？怎样解放？不少领导干部还存在模糊认识，有的甚至还没有搞清自己就是思想解放的主角，并没有把自己摆进去，充当的只是号召的角色，觉得自己的思想已经很解放了，是别人还不够解放。这样一来就难免掩耳盗铃，不想或者不愿意去揭工作中的种种短处。还有一些领导干部，如同汪洋书记所批评的，讲起解放思想来振振有词，实际工作中还是老一套的惯性思路，着眼于上项目、抓速度；还有的也能够认识到影响科学发展的问题，但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政策措施，没有把解放思想落到实处，解放思想在他们那里成了口号，成了时尚的标签。诸如此类，如果在新一轮思想大解放中得不到解决和克服，就失去了学习讨论的本意。

　　在解放思想中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破解广东科学发展进程中的各种难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勇于承担责任。既然是排头兵，就意味着先行一步，任何现成的经验都是没有的，任何“本本”上的答案和办法都是找不到的；可资借鉴的，只有改革开放之初那种凡事“敢为天下先”的气概和胆识。我们要凭借这种气概和胆识，努力破除制约和影响科学发展的各种旧观念、旧思维，把一切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工作思路都改变过来，把一切背离科学发展观的工作方法都纠正过来！其中的关键，正在于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他们必须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上率先垂范，起好模范带头作用。如果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思想上的保守一面，解放思想就很容易走过场，并且，还可能成为妨碍解放思想的壁垒。

汪洋书记近日在粤东考察调研时，指出了当前解放思想本身存在着的三种认识障碍，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学习体会，在自己身上找找有没有，有几种。我们认为，衡量一个领导干部有没有解放思想，有没有带好头，就要看他有没有克服这三种认识障碍，这是一个最好的评价标准。

触动思想深处　放下成就包袱

——深化思想解放系列评论之二

本报评论员

   来源：《南方日报》

　   继续解放思想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对全省广大领导干部来说，无异于一场思想上、观念上、精神上的自我革命。所谓革命，就必然要触及每个干部灵魂和思想的深处。但这场革命的目的，却在于找到隐藏在干部思想深处的障碍因素，坚决破除头脑中一切与科学发展观不相符合的观念，落实在工作思路和方法上，真正做到敢字当头、敢走新路，从习惯于过去那些经验办法的定式中，转变到继续改革创新的思维上来。

      毛泽东同志有过一篇雄文，叫做《学习和时局》。他说：“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他所讲的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因为，“有许多的东西，只要我们对它们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就可能成为我们的包袱，成为我们的负担”。他所讲的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因为，有一些人背上有了包袱，“就不肯使用脑筋，他们的聪明被包袱压缩了”。虽然讲话的时代背景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篇雄文在今天仍然不失其积极的指引意义。现在，我们要夺取的新胜利，就是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我们迫切需要放下的包袱，就是成就的包袱；我们需要开动的机器，就是要再来一次思想大解放。

      把背负着的包袱放下，才能轻装前进。毋庸讳言，成就的包袱一旦背上，就很难放得下来。按照改革开放初期形成的发展思路，广东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从1985年至今，经济总量已经连续23年位居全国第一，主要经济指标也长期排在前列，一些干部难免滋生自满的情绪。在他们看来，躺在总量第一的金字招牌上，安逸舒服得很，为什么还要解放思想呢？想不通。实际上这就是对成就陷入了盲目性，同时丧失了自觉性的典型表现；而“不肯使用脑筋”，“聪明被包袱压缩”，也就不出人意外了。但是我们须知，广东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社会发展要上新的台阶，需要以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标准审视自己。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年来我们的发展成绩固然较好，但之所以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方面是我省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反映，另一方面正是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还不够深入，推动科学发展的新思路新措施还不多的反映。而不触动思想深处，就不可能进行制度创新。换言之，只有从思想深处挖掘问题，从转变干部作风中解决问题，才能把解放思想落到实处。

       全省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检查一下自己身上是否还背着成就的包袱，背着的，就把它放下来，既不为过去的成绩所困，也不为过去的经验所困，让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完全可以预见，那些放下了成就包袱的干部，就会自觉把广东发展放在中央期望的发展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去思考和谋划；就会不受习惯做法束缚，不为任何风险所惧怕，不受现有知识所局限，不受地域观念限制；就会跳出广东看广东，真正树立世界眼光，增强忧患意识，为广东赢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任何成就都只能代表既往。即使连年夺取全国经济总量第一，我们也只是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征程中刚刚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还很长。因此，我们决不能把解放思想大讨论仅仅理解成报告、文件中的措词，它更意味着触动广大干部思想深处的具体、实在的行动。怎样判别触动与否？就是要看我们的干部还有没有当年解放思想的锐气，还能不能产生实践科学发展的创新成果！  

从传统的发展模式中解放出来

——深化思想解放系列评论之三

本报评论员

   来源：《南方日报》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广东作为改革前沿阵地的三十年，也是率先发展的三十年。三十年改革对于中国、对于广东，都具有特殊的意义。改革从广东出发，中国在这里打开封闭之门，从意识形态的迷雾中“杀出一条血路”，才有了今日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三的地位。然而，这迅速发展的三十年又是从满目创痍中、从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中起步的三十年，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三十年。在一定意义上，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模式几乎成为必然。

      站在三十年的节点上，我们既需要回望历史，为改革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历史所骄傲，也需要忧思未来：下一个三十年，中国将以什么样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轨道，是中国给出的回答。但是，三十年来积累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发展惯性，是彻底转型，还是修修补补，很多人心中有疑问，思维难免遭遇“肠梗阻”。广东，既是传统发展模式下经济总量的排头兵，又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地，这样的历史地位决定了广东的动向关系着中国的走向。

      从传统的发展模式中解放出来，是中央给予广东的嘱托，更是广东理应担当的责任。我们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中成为了排头兵，这是成绩，也是压力。能不能化压力为动力，从一个成绩走向另一个成绩，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这对于全省干部群众来说，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广东改革早，发展早，也因此更早地面临传统发展模式的种种弊端。在内陆等其他地区还没有遭遇这些弊端的时候，我们如果较好地解决弊端，将具有强烈的示范意义，有可能在新一轮改革事业中继续引领今后中国一个时期的走向。

      但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更非几句沉重的呐喊可以改变。三十年的发展惯性要想彻底扭转，需要跳出原有的思维方式，从思维的“河涌”，迈向开放的“海洋”。越是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就，越是要警醒于这样的发展可不可以持续、可不可以增强人民的普遍幸福、可不可以让人民更满意。竭泽而渔、与民争利——这样的发展模式也许可以在一段时期内做大经济总量的数据，但后劲乏力。更危险的是，老百姓在这样的发展模式中不仅没有感受到发展的利好，反而会滋生被剥夺、被掠夺之感，使执政的根基动摇。

      改革初期，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传统的发展模式成为一种必要的聚集资源的手段，也由于各个领域的改革推进，带来的是改革普遍受益，因此受到了普遍欢迎，凝聚了改革共识。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以“一方得益是以另一方受损为代价”为代表的零和博弈方式出现，导致社会心理出现波动，一些对改革的质疑和反思的声音振聋发聩。今天要想再度凝聚共识，就必须破除传统发展模式所导致的思维迷局，充分展现改革的利好，让全体公民共享改革成果，共同成为新一轮改革的积极力量。

      从传统的发展模式迈向科学发展观，需要全社会的思想解放，激发全社会的发展智慧。发动全社会来思想解放，就可能形成与执政体系内部思想解放的有机互动，内外相济，互相推进。只解放一部分人的思想解放运动，而没有民间的呼应，解放思想就可能如泥牛入海，消逝于无形。因此，走出传统的发展模式，需要南粤大地广泛的呼应，需要全体干部群众团结一致、共同解放思想、共同抵御困难，携手迈向科学发展，惟有如此，广东之于中国，才能有绵延而不绝的引领意义！

从传统的体制机制中解放出来

——深化思想解放系列评论之四

本报评论员

　来源：南方日报

      每一次改革，既是思想的一次解放，更是体制机制的一次创新。从安徽凤阳小岗村一纸按满了手印的契约，到《广东经济特区条例》的出台，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的体制改革之路在曲折中前进，在探索中逐步明确方向。体制机制的改革，从来都是一块“硬骨头”，绕过它，也许可以做一些细微的改变，维持几年表面上的“风平浪静”，但积弊难返，一旦爆发，影响的却是执政根基。从传统的体制机制中解放出来，就要求我们必须正视体制机制中存在的各种矛盾，敢啃硬骨头。

      改革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如火如荼，体制改革如影随形。体制改革的先声破除了经济发展的迷雾，经济发展的蓬勃又推动了体制改革的步伐。当我们以体制改革打开市场经济这扇大门之后，市场经济的事业又不断地要求我们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来办事；而规律之所以成为规律，就在于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以行政命令为依归。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就必须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种种制度安排，以市场作为资源的主要配置手段。鉴于市场经济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未知领域，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摸着石头过河，这种渐进式改革的思路为中国改革赢得了转型的时间和机遇，避免了类似于苏东剧变这样的经济社会大震荡。

      然而，改革行进到今天，不仅进入了体制改革的深水区，也进入到了一个国际上人均GDP1000－3000美元之间的危险期。广东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体制的弊病、机制的束缚等方面也更早地遭遇。要想避免社会震荡，顺利渡过危险期，跨越“拉美化陷阱”，实现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因势利导，利用回望改革三十年这样的一个契机，扫除传统的体制机制中的不合理、不适宜的因素。

      曾几何时，一些人、一些部门利用改革体制中的漏洞，逐渐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者集团，他们既可以在传统体制中发号施令，又可以利用发号施令在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大牟私利。维持现有的体制安排不变，使某些权力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左右逢源”，对于一些人而言，能够形成最佳的利益格局。但这样的利益格局却是少数人的利益格局，所导致的是畸形的以权势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新的形势下，原来改革的受益者、推动者，如果不解放思想、不继续改革，就有可能衍变成新一轮改革的阻力。

      因此，改革是需要胆量的，没有胆量、甘于守成，改革就失却了前进的可能。但光有胆量还远远不够，冒进、轻率导致的更可能是改革的夭折。体制改革、制度创新，需要有理性精神，既有胆，亦有识。而要形成好的见识，就应当解放思想，广开言路，发动全社会力量，集纳全社会智慧，为我所用。也只有挖掘各方面的改革智慧，才能更真实地获悉民意所向，明晰改革操作的方向。换言之，有胆有识地进行体制改革、机制创新，让新一轮改革更广泛地汲取民智、顺应民意，我们所遇到的各种深层次矛盾才有更科学化解的可能。

      三十年前，改革从计划经济体制的桎梏中“破茧而出”；三十年后，科学发展成为新一轮改革的主题词，这意味着，传统发展观所留下的传统体制机制成了新的桎梏，同样需要“破茧而出”。纵观世界大势，每一个改革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从传统的体制机制中解放出来，高度的政治理性和技术理性不可或缺，锐意进取的科学精神不可虚置。就让我们用勇气与智慧，以高度的理性，怀抱着改革的梦想，在思想大解放的浪潮中，打破那些早已不适应现实发展的条条框框，从改革走向改革，从光荣走向另一个光荣，走出权力与市场纠葛不清的迷局，拥抱科学发展的春天吧！ 

从传统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

——深化思想解放系列评论之五

本报评论员

来源：南方日报

　    广东是一块神奇的土地。

　   这里孕育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又一个伟大的人物，引领了一次又一次民族变革的潮流。从虎门销烟惊醒国人迷梦，到康梁变法试图导入民主宪政，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碧血横飞，到孙中山、廖仲恺领导中国走出帝制……三十年前的改革请缨、开放呐喊就是从这样的历史中找到了注脚：这是孕育在岭南大地上的生命情怀；这是历经百余年而成的精神状态；这也是为什么习仲勋、任仲夷、吴南生、袁庚等老一辈广东和深圳的改革主政者们，甘冒政治风险，打开了广东改革的大门，从意识形态的迷雾中为中国改革杀出一条血路的重要原因。

      但是，这样的敢为天下先精神、这样的创业精神、冒险精神今天还存在吗？当今的广东又需要什么样的精神状态？

      从传统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并不是要舍弃改革，而是要从曾经的改革精神中寻觅新一轮改革的动力，为广东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找到新的精神激励，形成更为卓越的广东人精神。解放思想，也并不是否定过去业已形成的有利于进一步改革的思维，而是要从那些还不适应甚至阻挠科学发展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尤其是要解放那些在传统发展观基础上奠定的传统的施政思维和守成观。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广东取得了翻天地覆的成就。2006年，全省经济占全国的比重跨上了1／8的新台阶；2007年，全省生产总值由2002年的13502亿元突破了3万亿元。循着传统的发展思路走下去，循着传统的体制机制不变，循着传统的精神状态用力，广东会继续站在中国前列一段时间，这是三十年改革广东先行一步所致的必然。但是，成就的取得是继续发挥改革精神、锐意进取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广东在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道路上已经成为排头兵。我们惟有居安思危，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反躬自省，树立世界眼光；我们惟有从传统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才能够在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精神的基础上超越传统，继续担当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一马当先，为科学发展观趟出一条新路，才能够始终保持昂扬的改革姿态，始终站在中国改革的前列。

       躺在功劳簿上洋洋自得，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竞争日趋激烈的经济全球化局势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潮起潮落弹指一挥间的时代，跟不上时势的脚步，时势可以造就英雄，也可以让过去的英雄只堪追忆。当我们把改革步伐停歇一会的时候，很有可能，不仅离参与世界标准制订的目标越来越远，也会逐渐被“标兵”拉远距离，被“追兵”赶超过去。我们最大的优势是业已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最大的危机同样来自业已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必须放下内心深处背负的成就包袱。

      在广东这块神奇的土地上，2000多年的海上丝绸之路自这里通往世界，1000余年的商业发展史为这里浇灌了活力，100余年来的革命与改革先锋们让这里成为了中国以变革求富强的发祥地。广东既身处于东亚大陆边缘，也身处于南海之滨，内陆文明和海洋文明在这里交汇。今天，我们要从传统的精神状态中解放出来，就是要敢闯敢干，汲纳不同文明之优秀成果，以科学理性为科学发展谋划明天。

      解放思想，从来都是一项艰难的事业，这样的事业需要全体干部群众的良性参与，需要公民社会的茁壮成长，更需要社会积极力量之间的互相砥砺。宋代诗人杨万里有云：“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这正启示我们：改革开放一刻也不能停歇，纵然困难重重，纵然沟壑密布，纵然风险压顶，但只要解放思想，凝聚共识，形成新的精神状态，溪水会汇入现代文明的大海，改革会再谱辉煌的新篇！

王兄所见与我略同，呵呵，现在内地报纸绝对写不出这样的东西。其实内地不乏有文才之人，但缺少了一种锋芒。尤其在省报以上，更乏此类精彩评论。

也许有很多兄弟对此不屑，但从纯技术层面来说，很多人是达不到这一层次的。

记得郭光东在与马少华讨论中，说过，文革时，人民日报曾出现很多社论，如果摒弃意识形态的因素，从写作层面来说，都是相当优秀的。

北方就更不用说了，过于保守，过于谨慎，已经成为一种思维惯性。

[quotetitle]大秦腔于2008-4-1 21:39:35在大作中提到：[/quotetitle] [quote]   但思想解放最需要的是我们关西好汉---------你们瞧那位习近平同志,这几天不正是在实践着思想解放工作吗?[/quote]

呵，眼光不错。。

[quotetitle]江西周建邦于2008-4-1 21:26:17在大作中提到：[/quotetitle] [quote]社论的核心是文笔还是思想？我想，离开了思想来谈文笔，从“纯技术”的角度讨论社评，恐怕意义不大吧。[/quote]

建邦兄此言颇有理。但形式仍是表达重要一端。所谓思想，有了良好的表达，才能更为有效的传播。我这里所讨论的，并不是要否定思想的作用。

作为一个曾经的时评写作者，我觉得，讨论写作技术层面上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

一得之见：）见笑了。

是不是出笑蜀之手哈（有点心疑）

学习学习

建邦兄此言颇有理。但形式仍是表达重要一端。所谓思想，有了良好的表达，才能更为有效的传播。我这里所讨论的，并不是要否定思想的作用。

作为一个曾经的时评写作者，我觉得，讨论写作技术层面上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

一得之见：）见笑了。

我也是随意一说，见笑了。事实上，形式与内容，到底哪个重要，向来扯不清。文革时期的“梁效写作班子”里可是大家云集的，只是充当御用文人，可惜了。其中的一些人文革后，潜心文史，也是成就蜚然。只是那些人自己，当然也有不少旁人，对于那段御用文人的历史，是深以为耻的。我这里也是随便一说，班门弄斧了。

建邦兄此言颇有理。但形式仍是表达重要一端。所谓思想，有了良好的表达，才能更为有效的传播。我这里所讨论的，并不是要否定思想的作用。

作为一个曾经的时评写作者，我觉得，讨论写作技术层面上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

一得之见：）见笑了。

我也是随意一说，见笑了。事实上，形式与内容，到底哪个重要，向来扯不清。文革时期的“梁效写作班子”里可是大家云集的，只是充当御用文人，可惜了。其中的一些人文革后，潜心文史，也是成就蜚然。只是那些人自己，当然也有不少旁人，对于那段御用文人的历史，是深以为耻的。我这里也是随便一说，班门弄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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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客气了。我感觉这个坛子真正讨论问题的不多

建邦兄此言颇有理。但形式仍是表达重要一端。所谓思想，有了良好的表达，才能更为有效的传播。我这里所讨论的，并不是要否定思想的作用。

作为一个曾经的时评写作者，我觉得，讨论写作技术层面上的东西，并不是毫无意义。

一得之见：）见笑了。

我也是随意一说，见笑了。事实上，形式与内容，到底哪个重要，向来扯不清。文革时期的“梁效写作班子”里可是大家云集的，只是充当御用文人，可惜了。其中的一些人文革后，潜心文史，也是成就蜚然。只是那些人自己，当然也有不少旁人，对于那段御用文人的历史，是深以为耻的。我这里也是随便一说，班门弄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