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抵制，还是抵制商业

安翔/文

国内发生抵制家乐福现象，大概有远近不同的两个起因：法国官方对奥运圣火传递的维护不力，甚至对冲击者的公然迎合；家乐福新股东路易威登公司的大老板之一曾向“藏独”捐资。国内对抵制家乐福行为的态度也有二：强烈支持，公然反对。

支持者多数为普通国民，反对者虽少，但正式表示反对抵制的，则是精英名流。同样对一事件的看法，产生两种态度，原因在于彼此性质截然不同。要看消费者的抵制，是消费抵制，也就是商业抵制：作为股东组成，其获益无疑来自于其商业活动；有谁会欢迎资助“藏独”者投资获益以支持其与“藏独”沆瀣一气呢？换句话说，商业抵制作为竞争手段有其必然性，它为国内同行以及家乐福的供应商都可能带来影响。也许热衷于组织实际抵制行为的，是国内商家，因此央视名嘴反对抵制，以为抵制伤害家乐福中国员工利益，这即使是真实的，但在受冲击层面完全处于次要。

反对抵制，一在国家关系维持层面上，国民感情冲突升级自然会影响双方关系，这自属大局视角；二在其性质乃在于抵制被看成抵制商业，也就是抵制贸易，抵制经济利益，这还是政治考虑。假如说抵制家乐福主要伤害中国职员，那么职员的地位未免被高估。裁员是结果，不是原因，不是作为回应抵制现实的报复性策略——倘悍然如此，商业也就等于了政治。事实上，抵制家乐福这个全欧最大连锁零售商，受损首当其冲的应是地方税收，和国内供应商——国内价值裂变无他，缘于此是也。家乐福在中国实行本土化管理，其市场份额一直在扩大，对地方经济和市民生活提供了优质服务，形成利益共生，假如没有替补的话，的确会产生直接经济损害。

但是，无论家乐福中国还是反对抵制者，都回避一个核心问题：本土化的国际企业有义务责成董事会基于本土市场，尊重消费市场情绪对股东政治立场的约束。所谓“本土化”本即富于开放性，乐于接受被本土市场所塑造。作为家乐福新股东，商人路易威登大老板向“藏独”捐资，难道不是政治行为？无论到何处都致力于融入当地文化和环境的本土化原则，自然要考虑本土市场的情绪。情绪并非不理性，恰恰相反，商业贸易固然需要理性，市场情绪正反映市场选择的变化。

情绪抵制指向的正是商业抵制，而非抵制商业。自发的消费抵制为同类消费领域商家提供了机会，但不应只是销售机会，那只是短暂的，机会应该以竞争实力来表现，因为强力型的抵制不可能长期替代实际能力。谁叫家乐福能露出这么大的破绽呢？哪怕仅属市场问题，也理应有其对应“惩罚”——在今天就是消费抵制，在明天就可能是被其他商家取而代之。商业抵制应予允许。某种程度上，正由于家乐福在服务和税收上的“不可替代性”，使其有意无意、并且有能力忽略这些市场情绪信号及其可能后果，有些有恃无恐。

把有支持“藏独”背景的商人公然嵌入到中国市场上的国际企业中来，至少还反映一个经济预设可能：出于人民币汇率走强趋势的波动，以投资中国求得其国内货币价值的“与（国际）CPI赛跑”效果的跨国资本，会寻找机会出逃。和商业抵制为国内同行制造机遇一样，只要国际上有同类市场的替代，而且价值形态比较接近，其转移的意愿就较高。然而，反对抵制者与其劝慰人们挽留家乐福以保护自己，为何不鼓呼国内商业为地方经济、为市民服务提供类似的贡献呢？

反对抵制者还忘了根本一点：全球化并不能覆盖国家主权，承认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可以认可国家主权的次要性或者附生性。这是至高无上的利益，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包括商业贸易。贸易可以增强国家实力，国际贸易何尝不能同步削弱国家主权——尤其在动不动就反对抵制的思想占据精英式优势时——不然何来“经济杀手”之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