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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告诉你，你现在必须要自杀。你会选择跳楼，抑或是喝毒药？前者死的爽快，更有可能“上新闻”，后者则能活得相对来说时间长些，体面一些，不过更痛苦一些。请选择！
这就是东汉末年竹林七贤代表人物阮籍与嵇康所面临的选择题。“天下名士，少有全者” ！所以身处他们当时的地位，以及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他们必须得死。于是嵇康选择前者，站出来大声怒斥当朝统治者，“人的觉醒”在他身上焕发得淋漓尽致，被司马送上了菜市场给“咔嚓”掉了；而阮籍选择了后者，在他身上“大智若愚”得到了完满的阐释，可以说善终了吧，但其实他活着的痛苦更甚于嵇康。
自杀其实也是一种艺术。怎样死得其所，怎样死得体面等等问题，他们二位给我们上了一课。
（一） 是谁逼他们自杀的？——乱世葬英雄
自杀总归是要一个恰当的理由的，不可能是由于想去尝试下死亡这个没有人能告诉你是什么感觉的感觉，要么是环境所逼，要么是脑子被格式化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是有理由的。那么，是什么逼阮稽二人自杀的，我认为是乱世，尤其是魏晋之交的这个乱世。所谓乱世造英雄，同时，乱世也葬英雄。
魏明帝时期，曹丕所制定的“九品中正制”已经跟他一起去见上帝也不知道见阎罗去了。司马家族当政，他们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对于名士以示笼络，一方面与其他氏族联姻，另一方面大肆杀戮异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士林都处在“天下名士少有全者”的血雨腥风之下。黑暗的生存环境“使一部分较为正直而失意的士人从正统的立场上游离出来，转而从一种具有反叛色彩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著论立说和立身行事，嵇康和阮籍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性人物”。
其次，重视群体价值的儒学式微，道家兴起，佛教东渐，整个中国处于自打战国以来思想最为开放、自由的时代。这样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个体意识的崛起，借自然之名张扬个性，反对儒学及名教之风大盛。那么，司马面对这种情况肯定不干了，他们必须极力维护传统儒家思想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于是就变成了文化上推崇“名教”，政治上推行暴力政策，以“名教”的旗帜，蛊惑人心，欺骗士人。作为已经“觉醒”的代表，阮籍和嵇康又不干了。可是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家族从来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家族，他们个人能够做得了什么呢？所以他们想到了自杀。用自杀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对司马的抗议。
（二） 跳楼就要跳的爽快——嵇康的自杀艺术
嵇康的血液里也许自打他出生就流淌着“自杀”的细胞，《世说新语》里面记载这样一个小故事，又一次他碰到一个叫孙登的道士，临别时孙登对他“品藻”了一番，“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 由此足以见其为人如何，最后也由于得罪了钟会而被“咔嚓”。
作为“觉醒的人”的代表，他势必是看不上专横跋扈的司马政权的，同时也反对腐朽的曹魏政府。嵇康所处的时代是魏晋之交，当时玄学成了“士”们整天研究的东西，嵇康也不外如是，这种思想将个体从群体中独立出来，重视个体意识以及生命意识。而这种思想也带给了后世巨大的影响，认为“五四”爱国运动是近代“人的觉醒”也有一定的道理。
前文说道，嵇康是一定要死的，他也选择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死法。在他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提出了许多“不堪也”，更是喊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 这种在当时看来完全是找死的话来。这对于标榜以“名教”、“儒学”为统治思想的司马政权是何其沉重的一套组合拳。于是，钟会来了，“钟要于时贤隽之士，俱往寻康”，其实他到底是何目的，只有他自己和司马才知道。更为奇怪的的是嵇康的爱好居然是打铁，就有人推测其“嗑药”，打铁为了“行散”，鲁迅先生好像是站在这个立场上面的吧，这个话题按下不表。嵇康对于“慕名前来”的钟会“扬槌不辍，傍若如人，移时不交一言”。钟会是何许人也，狼子野心的典型代表，略等于司马昭，其后反叛就足以见之。当嵇康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他回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也就给了嵇康一张死刑判决书：你小样完了，敢跟老子如此这般。
终于，这个不可一世的“狂狷之士”要去菜市场了，当然不是买菜，是断头。这里嵇康的的自杀意图昭然若揭，他“神气不变，所琴弹之，奏广陵散”，后来还补了一句“广陵散于今绝矣” 。意思很明白，老子我终于可以死了，大家都记住我吧，奏广陵散的那个狂人。
嵇康完成了他自杀的终身任务，他自杀的确实惊天动地，让世人都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就像跳楼一样，目睹或者耳闻的人都不会忘却他。这就是嵇康的自杀艺术。
（三） 喝毒药要喝得够痛苦——阮籍的自杀艺术
阮籍给我们后世晚辈留下的印象就是：不拘礼法。在自己母亲死后不久，当着晋文王司马昭的面喝酒吃肉、酒醉卧倒在卖酒美妇人的身旁，司马家族想与之结亲却一醉就是两个月，不给其开口机会。等等一系列故事在他身上体现出的是那让人无法想象的傲气与狂气，这不正是人觉醒、小宇宙爆发的产物吗？
阮籍最早其实是打算跟曹魏政府混的，因为他老爸阮瑀是曹操重要的谋士，而且他所交之友也大都对司马氏集团持反对态度，这当然要引起阮籍对司马氏的强烈反感。阮籍曾经曰过“礼岂为我辈设也！” 跟嵇康一样，这给了司马政权也是一记重击。其实他的反对并不像嵇康那样张狂，他没有说过“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他真正针对的是“伪名教”、“伪道德”，以及司马氏用来号令天下的。司马氏倡导名教，讲求礼法，阮籍却最厌礼，对“礼俗之士”往往以“白眼”视之。这种故意与礼法之士作对的态度实际上暗含了对司马氏统治的不满。《世说新语》里还记载着一个故事，他葬母的时候，说了一句“穷矣”，也就是“完了”，然后“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除了再次印证“世上只有妈妈好”这样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外，也与先前当着司马昭喝酒吃肉形成鲜明的对比，很明显的，这是做给司马昭看的，无声的抗议罢了。
后来他也逐渐失去了对曹魏的信心，整个基石崩溃了，他就处于了“欲进又退，进退两难”，“欲仕又隐，仕隐两难”的境地。他不想像嵇康那样轻易送掉性命，又不想像山巨源那样“摧眉折腰事权贵”，于是他只能率性而为了。经常“醉卧草庐君莫笑”，更甚者用大醉两月来拒绝司马氏的和亲，而且这个方法还让对方无话可说。其实他是大智若愚的，从他指导他小儿子就可以看出：“仲荣已预之，卿不得复尔！” 仲荣是他大儿子，看到小儿子有像他一样的趋势，马上阻止他，要他不要步自己后尘，淌这个浑水。
最后，阮籍在不知何年何月何日何时何地的情况下走完了他的一生，如果说他是“善终”也是可以理解的，那是由于他没有遭到谁的迫害。但终究他们是选择自杀的，他死得像喝毒药那样痛苦，每天承受着理想破灭的残酷，天下生灵惨遭荼毒的悲痛，谁敢说他活着比早就自杀的嵇康更加快乐。
这也是一种自杀的艺术。用痛苦来反衬出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
（四） 跳楼，还是喝毒药？——人“觉醒”后的抉择
面对险恶的生存环境，嵇康和阮籍选择了两条目的地相同，途径不同的道路。这是人“觉醒”后所必要面临的选择题。究竟该走哪条路？
“士”这一阶级的变化还是从曹操做起，鲁迅先生称其为“改造文章的祖师” ，但他何尝不是“改造人的祖师”呢？首先他以儒家学说作为外表，实则进行法家思想的统治，这点他就已经破除了传统名教的束缚。再者，他的求贤令更是将“德”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几乎是完全忽视了。在这两点的引导下，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狂人”了。后来曹丕继承了其父亲，“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轻守节”；司马篡权后，原来那些名士经过这样一个乱世，就显得愈发的“觉醒”了，只不过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阮籍极力控制自己的行为，“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阮籍作为一个正直的文士，一个事实上不反抗真礼教的人，在口不臧否人物的表象下隐匿着一颗痛苦的心。阮籍对于朋辈可以纵情任情，而在晋文王面前却表现得非常谨慎，这正是其全身远祸的谋略。。阮籍的不论人过和嵇康的喜怒不形于色的原因不同，阮籍是自我约束的结果，而嵇康二十年“少见喜愠” 则是对现实无望之后，玄学自然的思想渗入品性而表现出来的外象，表明世上人事俱已看透，没有什么值得为之喜愠的。
罗宗强评论道：“嵇康追求的是一个人间实有的境界，在那里有精神自由，又有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有淳朴的亲情，而无世俗的污浊与系累。嵇康已经把庄子物我一体，心与道冥人间化了诗化了。而阮籍追求的却仍然是庄子的境界，与现实人生还隔着一层，它还是一种幻境，它是庄子的翱于太空的大鹏，它是庄子的神游于无何之乡。”
其实当朝政府也不希望去得罪那些名士，阮籍那样“每与之言，言皆玄远”对他们来说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自然算了。但是像嵇康这般喊着要打倒司马氏的人来说，不杀难以树立威信。阮籍虽然比嵇康晚死，但他其实活着比嵇康更加痛苦万倍，所以他的许多诗里流露出来都是那些对于人生的嗟叹，不能够直抒胸臆，只能郁郁而终罢了。
（五） 结语
鲁迅先生在其《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这样评论阮籍和嵇康的死：“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撇开我们关于阮籍是自杀还是善终的区分不谈，是不是希望成仙？成仙也就是要死。古人有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大概是嵇康的粉丝说出来的话吧。嵇康和阮籍的自杀艺术，由于本人才学有限，只能略谈一二。如果观点有失偏颇，尽请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