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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茶叶与国防
在宋太宗时,茶叶开始和国防发生关系。
在战争年代，茶叶成为宋政府支付战争费用的重要物资准备，同时茶贸易也成为商人们发财致富的重要手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0：“自河北用兵（指太宗时的对辽战争），切于馈饷，始令商人输刍粮塞下，酌地远近而优其直，执文券至京师，偿以缗钱，或移文江淮给茶盐，谓之‘折中’。”
这就是说，商人将军队所需的粮草运输到边地，而收粮者给开出“文券”收条，然后商人拿着收条到京城的有关政府机关，或拿现金或换成可以提取茶盐专卖的文书到江淮去提取茶叶等。这种行为叫做“折中”。这种办法是不是与中国八九十年代“双轨制”时的批文有点相似？那时候，能够搞到某某物资的批文就意味着可以大赚一笔钱了，而紧俏物资必须要有“批文”，于是，倒卖“批文”就也成为一种职业。可以说，现在很多活跃在商界的富翁都是在那个时候捞到第一桶金的。
但是，到边地去入中刍粟的很多不是商人，而是当地人，他们拿到了交引，并不直接到江淮去提茶，而是就近出卖给当地的商人，这些商人再拿着交引到京师去出卖，于是在京师便出现了一种专门做交引生意的大商人，他们开着“交引铺”，大做交引的投机生意。
在这里，还有一种叫做“行商”的，是“行会商人”的简称。不属于“行会商人”的，是不能直接到京师榷货务领钱或到南方提茶，所以，非行商就得把交引贱价转卖给交引铺，再由交引铺卖给京师行商。这样茶贸易的利益就被行商所垄断了。
从入中刍粟到直接提货，其中交引流通的整个过程如下：入中者（交引持有人）——地方交引商——京师交引铺——行商——江淮提茶。
在对外关系紧张，军用粮食和军用物资（如马料）的需要非常迫切的情况下，边地官吏往往“不吝南货”，任意抬高物价，以招徕“入中”，这种抬价叫做“虚估”，如在河北入中，粮食加抬每斗六十五钱，而西北一带更远，运输更加困难。一斗粟甚至加抬到千钱以上。所以，入中者的利润虽然被交引商和行商不断的分割，但是还有不少的利润，所以入中非常踊跃。
边地官吏的“虚估”，使得宋政府受到巨大的损失，真宗时的三司使丁谓就说“边籴才及五十万，而东南三百六十余万茶利，尽归商贾”。宋政府对茶叶的专卖几乎都落入大商人的口袋。
于是朝中呼吁改革“场务”制度的声音接连不断。官野称茶之为一害，王安石有《议茶法》，范仲淹在庆历时甚至提出开禁，“请诏天下茶盐之法，尽使行商，以息运置之劳，以取长久之利”。
当然，对于这么能赚钱的茶叶专卖，宋政府是不会放手的（虽然在嘉佑年间实行了茶叶通商法，但是不久就有反复，而且官榷依然存在）。因为茶叶不仅仅关系到民生，还直接与国防紧密联系。比如，在宋神宗即位之时，所谓的“积贫积弱”已经十分的严重，大宋“百年之积，唯存空簿”，甚至穷到连英宗皇帝的丧事都办不起了，而这时还要向辽国纳岁币银20万两，绢30万匹;向西夏纳岁币银7万两，绢10万匹，茶3万斤。北方不产茶，所以不管是纳岁贡品还是与邻国的“友好往来”，茶都是必需品。
茶叶不仅仅是纳岁的必需品，而且还肩负着为大宋换取战马的责任。神宗熙宁中，王韶上言：“西人（指羌人）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乏茶与市。”于是，宋政府开始将蜀茶运至陕西边区与西羌换马，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茶马贸易”的开始。因为四川的茶叶肩负着国防最先进部队马军的战马任务，所以，蜀茶的官榷一直维持到南宋。
（二）茶叶的垄断贸易
凡是一种商品被垄断并加以专卖制度后，就会不乏走私者。在中国历史上，因走私国家专卖品而起义者，大有人在，如唐朝的盐贩黄巢，北宋的方腊（其起义人员大多是茶场园工），南宋时期的盐贩晏梦彪等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起义是走私者的武装暴动，是对国家制度的挑战，亦如现代的那些走私商贩也装备武器一样，古代的走私者与国家利益也发生着激烈的局部战争。
宋代的盐，茶，明矾,酒，醋（还有的资料里说是香醋）都属于官卖品，它们其中的利润是巨大的。
在唐代中叶以后，茶叶就被统治者作为一种征税对象，并且不久便确立了官卖制度，但当时茶利收入每年不过四十万贯，在唐政府的整个财政系统中还不占重要地位,到了宋代,茶已经和米,盐一样成为人民的日常所需,正如王安石在《议茶法》中所言：“夫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因此制茶叶和茶贸易都有很大的发展，茶叶开始成为一种重要商品。宋政府继续了唐末及五代的办法，实行茶叶的官卖制度，茶利就成为宋政府的重要收入。
宋代对茶叶的官专卖——所谓“榷法”，是通过十三个“山场”和六个“榷货务”来进行的。这十三个山场都在淮南地区。六个榷货务的所在地是：江陵府，真州，海州，汉阳军，无为军，蕲口，都在大江北岸交通要会之地。另外，在京师也有一个榷货务，是全国茶盐贸易的总机关，和其他六务的性质不同。
十三山场是淮南产茶区的管理机关，它一方面管理园户生产，同时也买卖茶叶，它兼有管理生产和管理贸易的两种机能。六榷货务的任务却只管茶叶运输和茶叶发卖。
凡种茶制茶的人，统叫做“园户”，园户生产的茶叶除一部分当作茶园的租税缴纳政府外（这部分茶叫做“折税茶”），其余部分悉数卖给山场，不准自由买卖,山场往往把收买的价格压得很低,并且每收一百斤,还要带收“耗茶”二十斤到三十五斤不等。凡藏匿不送官,或与私贩商贸易的都要没收,并“计其值论罪”。
商人买茶,要到京师榷货务去预先缴纳茶价,自己指定在"六务十三场中时要那一处的茶货,京师榷货务便给以“券”(茶引),到指定的场或务去提货。这样,茶商的资金就集中到京师,自然,能够到京师去交款买茶的只是些豪商巨贾,茶叶贸易的主要利益便完全归入政府和巨商的手里,而这些巨商们多是和政府官吏甚至宫廷贵族有联系,有勾结。
茶叶贸易非常有利,特别是贩卖到西北边区去的,利润往往达到好几倍,小商贩们既然无力进行合法贸易,就只有向园户冒禁私买.同时,园户也往往私留一部分真茶,好茶冒禁卖给私茶商,而把坏茶,伪茶交纳官家。所以私茶一般比官茶品质优良,民间也喜欢喝私茶,这更鼓励了私贩非常活跃.政府为了保证其专卖利益,同时也为了保障专卖商(“合法商人”)的利益起见,就不得不制定出严酷的法律和派出巡逻卒来对付私贩商.有规定:“凡结徒持杖,贩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对武装私商队的惩罚是特别严厉的。
私贩商大多都是小商贩，他们无力与大商人和政府竞争，就只能向园户进行非法贸易宋政府以法律和武装巡卒来对付他们，他们也便以武装来保护自己。这便是历史上的“茶寇”。“商贩自榷场转入虏中，其利甚博，讥察虽严，而民之犯者自若也。”（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公元1175年，也就是南宋淳熙二年，荆南茶商赖文政率茶户万人起义，从湖北到广东，横行万里，后来被江西提刑辛弃疾所诱杀。
赖文政的起义在中国历史上不是一个大事件，学生的教科书上提都没有提到，但是，它具有一个重大的历史意义，那就是它是由商人集团向国家的垄断经济政策争取“自由贸易权”的一个典型事例。
凡是走私冒禁者，大多都是些高额利润的行业。在宋时，以最低的估计，每斤茶叶的价格是二十文，而当时的米价才每石一贯文（宋时一石=120斤）。可以说茶叶买卖是暴利！
在北宋真宗朝，在福建建安就有“官私之焙千三百三十六”（丁谓《茶录》）。据有关学者估算，宋代全国买茶额是四千五百万斤，福建只有三十九万多斤，尚不到百分之一，而仅仅建州就有官私焙一千三百三十六所。福建又是产茶额最高的地区，如此推算，全国各茶区至少有十几万所以上的茶叶私焙，由此可见宋代的茶叶事业是个多么庞大的工程啊！
那么制茶工人又有多少呢？庄季裕《鸡肋编》说：“建溪茶场，采茶工匠几千人，日支钱七十……岁费常万缗。”据资料记载，仅四川就有每年能制茶三五万斤的大茶园，而五万斤茶按照当时的生产能力，就需要一万一千个工，六七十万钱。在这样的茶园里附设的茶焙，其规模应是庞大的。而从全国来计算，每个茶焙使用三四个工人，全国就会有几十万茶叶工人。
可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在宋代萌芽发展呢？这是个学术问题，留给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