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制物价≠控制通胀

易榕/文

 

 

 

（1）

 

感觉到物价长时间、大幅度、高密度上行压力的，是消费大众们。当物价上涨趋势与烈度加剧到促使和触发经济学家足够感知到产生通胀后果的危胁程度，开始讨论物价趋势和强度是否足以反映通胀在价格上的确实特征，以此断定通胀风暴在物价路径的某个节点位置上业已成型，我以为这是在分析及学习通胀结构之前，首先从事实作出观察必要的前提，该前提立足于事实，试图响应真实的经济演变如何映射到既有的知识经验上来，却出发于通胀事件中的普通当事人，自然会与正式的经济学家有不同视角，和不一致的异化体验。

 

普通人承受CPI（消费物价指数有时也叫生活成本指数）压力，与收入损失和开支危机造成的生存挫折有关，也和物价上涨从时间到强度的规模过大相关。在经济宏观决策层看，这种现象存在社会积聚恐慌情绪，进而导致市场失序、失灵的风险，从而酝成不经通胀风暴摧残而自行心理崩溃，进而市场崩溃的后果。

 

物价上涨过程并不直接表现为可确切辨识的初级或后期的通胀特征，它不能等于被认可的那种需要予以立刻着手阻止和调整的超速或者恶性通货膨胀，何况通胀还有温和的、带有收益性的，与恶性的、带有衰退毁灭性的之分。所谓物价上涨到什么时候、什么程度才反映通胀的性质或作为通胀业已成型的标志，其意包含经济决策层什么时机开始从治理通胀方向对物价上涨趋势进行抑制和控制，即减缓，走平，下降。在这一意义，确认、处置、解决的一系列计划说明了通胀作为校正经济变量，而不是作为反映消费大众对物价压力的不满，执行的必要职责。其中确认通胀存在需要最长时间，因为通胀需要辨识，布署围绕其制定展开。

 

换句话说，如果经济决策层并未讨论通货膨胀，即还未认定涨价过程中的某一节点突破了通胀规模及其要求具备的基本框架特征边界，还不构成对通胀的响应及反映，那么即便物价继续上涨，仍然只不过属于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被视为）应有的动态价值平衡结果（所谓价值平衡后面有提及），仍然不构成对通胀的危机机制启动要求，也就仍然不可能对物价及趋势进行通胀型控制。这时候我们不难发现某些让常人处于意外境地的政策性举动：无论有组织地为劳动工资提高价格，或大规模大幅度地给大型国企大额补贴，给公务员加薪，其效果看起来怎么都像在派送通胀本质表现过剩的那部分货币，幼稚到想用分钱让货币量不太多，而“过剩”的货币大量（不是“大面积”）进入流通，岂不是扩大购买力扩大需求，进一步促成物价上抬，进一步走向“通胀”了么！流入就异化为“注入”，变成了有意刺激通胀的讽刺。

 

原因在于物价上涨是消费大众的生活压力，通胀是决策者的工作判断。物价上涨我们都知道，通胀形成我们还不确定。第一个“我们”是消费大众，第二个则是决策团的专家成员们。在没有足够特征支持认定通胀的构成之前，对物价进行反通胀式的抑制，不仅是不成熟的表现，而且也要承担导致通货紧缩经济衰退后果，毕竟决策不像天气预报。只有补偿式（提高劳动价格），没有抑制式（压制商品价格）；只有保持某种平衡（补贴），没有让它静止不去（不涨），可能折射决策层对通胀形势的当下判断。

 

 

（2）

 

商品价格由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组成。其中，“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价格高低的原因，地租的高低则是其结果。”（亚当·斯密《国富论》第11章）从这里着眼，则：假设确认通胀已经构成初步特征并判定形成了初级规模，并有了初步后果——即超过了物价远远越过各种劳动生产性质所允许的价值给民生带来的压力，并且威胁到了经济增长，存在财富流失、市场失控、供求崩溃危险——时，这种通胀可以确认为Cost-push inflation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也就是由工资和利润的高预期形成价格上拉的规模化。

 

作为体察者，政策反应似乎提供了事实证据，即国家统计局领导咨文宣称的抑制物价过快上涨五对策（谢伏瞻，），其一：“调整理顺务工和务农收入的比价关系，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力度，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降低劳动力成本所推动的通胀压力”。“抑制物价过快上涨”或者“防止务工收入的过快上涨”，表明抑制主体不是上涨趋势，只是“过快”这种状态；它没有反对上涨，更没有让物价停止上涨的意思，只是开始有所阵歇性减缓，还没有在与收入比平衡意义上的走平，也就更谈不上让它降下来“迁就”劳动大众生活能力。“过快”既相对物价领涨速度，也相对通胀承载的“公平效应”（安塞尔·M·夏普《社会问题经济学》第12章）表现的阶层分配的利益平衡：劳动下层数量远远大于统治上层，也更为构成经济基本元素。

 

“通胀压力”说法本身表示通胀尚未认定，表示当下承受的是已在预警中的、对通胀的形成进行紧张有效化解的工作压力，不表示通胀局势的严峻，只表示确认工作的紧迫。“通胀压力”也不是“物价压力”，物价压力形成于民众收入、进而是劳动价值与物价、进而是劳动价格之间的不对称，同时这种失衡处于失控轨迹，通胀压力则是物价表现对风暴发育的推动，使通胀的特征急速具备和急剧活跃，逼近其形成。后者令决策产生减弱其特征，如让涨速减缓，以拒特征元素向超速或恶性通胀快速集中，从而回避或延缓其（在现阶段）形成的需要。这就是说，“通胀压力”表示一种预警话语，表明发现风暴正在形成、并沿路径来袭的可能成立，它往往也同时表示通胀并未确实到来、但又可预见即将来到。这是一种决策判断，超前以治理通胀方案干预价格趋势是决策不能够做的事。

 

成本推动型通胀导向医治的方法，是当企业把成本以价格方式转嫁给消费者后，政府以（相对滞后的）提高劳动工资的补贴形式为一部分人群的一部分差额买单。由于垄断经济大部分消费力集中于垄断企业的成员们，消费损失首先补偿这部分高收入、但事实上未必高消费的群体。接着，上涨蔓延到必需品，则向普通劳工相应有限的消费需求补贴。最后，以扶持农业的形式向没有工业劳动收入的农民进行补助。权力由于与财富成正比，其价值诉求也就更优先被“补偿”，正高度符合高级经济精英“改革补偿按权力序列安排”论的逻辑。在《社会问题经济学》这部书中，通货膨胀这一章标题叫“如何同时既受益又损失？”基本指出了少数阶层缺乏阻止通胀发生意愿，甚至天然倾向于阶段性使用通胀来恶意集中财富的冲动的本质。这些事实至少导致了通胀形成及通胀治理人为的复杂性，而通常我们更愿意把通胀视为经济系统不可避免的运转故障，既随时良好维护它，也在故障发生时加以即时有效修理，或者作出视其健康情态予以暂停及减轻负载的决定。

 

 

（3）

 

另一种模式叫Demand-pull inflation需求拉动型通胀。像能源这样的重要投入的价格上涨，将导致大多数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上升。这可以部分作为当下市场价格上涨期间的通胀率反映的是产品和服务生产成本的提高幅度证明，比如昨天公布的因为石油涨价导致洗涤产品价格全线上涨（）。经济同时经历通胀和衰退的唯一方式是，由总供给的下降引起通胀，因此，基于成本推动型通胀判断的经济政策会着力于防止成本导致的供给降低，促成为整体经济衰退，因为不是转嫁成本给消费者就能保证生产激情，它也能令生产者倒闭。必须保证生产的继续增长，和货币流通速度的降低。

 

和我们的人民币升值造成国内物价上抬原因对应，需求拉动往往不能在覆盖面上实现与CPI增幅的平衡水平（4月份CPI涨幅8%以上，工资上调则平均可实现率在8%之下），它只可能在部分地区部分行业中的部分企业局部实现。需求拉动的通胀更积极表现为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贬值”的美元在速率上意图超过“升值”的人民币，抢购中国产品，使中国财富外流。又因为这种差价时差导致生产品被外埠货币抢购，供应紧张使市场价格上抬，同时价格压力使国内消费者可供使用的机会条件更其恶化。物价持续并且大幅度上升，总是刺激通胀预期的夸大和加剧，这些预期心理转化为实际行动，大量储备式的采购消费无论在企业还是个人之间都会井喷式密集发生，从而在局部上具体表现出通胀形式，并以维持了这种局面确认着通胀的进一步酝酿发酵。这也是富有者独有的差价时差优势，因为穷人不具有采购行为以获得这种价格时差的支付能力，从消费者规模来看，这种抢购储备运动无法作为扩大产能的稳定需求依据，并因其无效而具破坏性。

 

“上抬”与“上涨”的含义不同。在使用“上抬”时，更富于决策与调控色彩，即上抬来自安排层面的有意。上涨只表示市场在供需、多空双方绞杀、竞夺的一种局面。

 

需求拉动型通胀在全球化背景中，尤其在人民币对美元大幅升值过程，很可能表现为外部性，来自外部的抢购形成短期而强烈的需求压力。表现为制造通胀元素，推动通胀条件成熟，它不一定期待风暴可能造成多大具体损失，其效果足够导致阻滞一国经济步伐，打断其计划，使其陷于混乱、衰退，才是其目的。如果说外贸出口型经济面临这类被资本外部性通胀操控危胁的机率更高，那么与其一味指斥国际政治阴谋，不如早在长期贸易过程中始终坚持严格剔除每一埋下这种根子的通胀元素，哪怕当时看起来多么富有吸引力。

 

最终通胀的发作又会相互演化，从单一成本推动变成需求拉动，或相反，结果通胀发展中总会变成混合交替，难以对症下药。“某个通货膨胀时期可能是由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的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总需求增加开始了通货膨胀进程。在需求拉动的情况下，价格、产出、就业都相应增加。货币工资上升，但滞后于价格上涨。最终，工会会意识到工资已滞后于物价，并要求以工资增长幅度超过生产率提高更大幅度来增加工资以弥补这种差距。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成本推动压力就开始强化需求压力。”（《社会问题经济学》）即使我们没有能够议价的自由工会，“最低工资”建立于家庭单位基础上，也要求劳动价格必须能保证一个劳动者不仅养活自己，还能够履行抚养家庭成员义务，何况我们还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4）

 

有些时候通胀被解释为“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也就是通俗说的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失衡导致货币过剩。曼昆这样论述：“通胀是一种广泛的经济现象，它涉及的首要并且最重要的内容是经济中交换媒介的价值。”（《经济学原理》第30章）人民币升值或贬值无疑是交换媒介的价值变动。可见，物价上涨和本国货币的价值记录变更直接相关，说物价上涨与人民币升值根本无关，基本是错误的。

 

人民币升值/贬值——对美元汇率表现着人民币价值的变动，从而调整了人民币作为人民币国家劳动及产品价值尺度的价格对应变动。不可能人民币对美元从7:到6:1，1美元买中国内地市场1斤猪肉，在相对人民币贬值的美元1元还要继续买到1斤猪肉。既然1美元不能够改变为60美分来衡量原来的那7元人民币，那么汇率达到6:1时，要用1美元整数纸币继续买到1斤中国市场上的猪肉，就只能是付出1美元+1美元贬值的人民币差价，即（1+1/6）=1.17贬值后的美元。美元自己不会自动调整为支付1.17美元在中国市场购买1斤猪肉，那么只有中国市场主动把价格拉到6:1汇率时，计算出的8.66元/斤价位上来。当然这种计算表现是折算的同步性。在由政府负责计划货币汇率改变目标幅度时，国内响应式的先行强价上位动机就会极为明显而且强烈。

 

把物价水平看做货币价值的一种衡量指标不会有什么问题，则物价水平上升意味着货币价值下降，因为手中的1元钱能买到的东西变少了。就此看来，认为人民币对中国出口贸易国、又是国际主要货币币种母国的美国国家货币美元升值，不对作为经济交换媒介的人民币价值发生作用，从而不构成物价上涨、进而不构成与升值计划等期的通胀事实形成及加剧的原因，至少是持货币数量论反对通胀者不该犯的自相矛盾错误。而且，它也表明随主要货币汇率可能变动，国内物价根据需求还是根据外贸收入或者其它标的对象，应该加以策应式的调整。

 

前引《国富论》原理，说明商品价格变动反映于货币价值变动，同时能显示出人民币市场一些结构性问题。在构成商品价格的三部分中，对于经营者来说，到底优先支付工资、利润还是地租呢？资本利润很难允许常规拖欠，更不容许任意改变（约定的利率利息），它是固定的，因此首先要保证它的支付。既然利润主要与工资发生竞争，地租又与利润有相似压力，那么一方面工资经常遭遇拖欠，另一方面经常遭遇随意克扣，或者变相通过增加劳动强度来削减劳动价格，作为压缩企业主支付规模的手段，便是最容易发生的事。某种程度上，银行越对某一行业形成高利润率预期，整个金融秩序越会对劳动价格形成剥夺惯性。毕竟相对来说，经营者只有对劳工具有一定的生产管理权，从而只在工资上拥有决定权，地租和利润两项都在事实上对他发生管理约束。在银行提高利率时，一些对利润敏感的企业可能会让劳工处境自然恶化，而一般人却不会把它看成是金融资本所导致。再则，若地租主要由政府经营，没有个体所有者参与企业建设的投资，土地的那种产值选择性用途转换可能也会大大降低，其转换的意愿非常弱，因为国有土地往往被规定了用于商业、工业还是农牧业，当然也就更不可能以产权去发生关联交易。凡此种种在本质上都对商品价格施加了破坏性负担，根本上改善商品价格构成的平衡，是核心。

 

此轮物价上涨将止于何时？这是作为消费大众的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了。基于人民币对美元结算反映的价值消长、中国与美国外贸关系的调整性变化，一旦人民币升值在中美贸易中影响出口国收益，人民币升值计划将作改动，或者降低计划汇率，或者放松计划期减弱其强度，或者中途搁浅改弦易张，以期稳定货币流通系统防止价值流失。货币稳定是一国经济发展基础，“上升”处于动态，上升幅度微小，则动态也表现为在可控制范围内的相对稳定，若上升幅度大，超出控制力范围，必定导致外溢振荡，不稳定程度达到不能控制，比如乃至用失业率上升作为机会成本去控制通胀的代价，就会导致失控，陷经济于衰退或者崩溃。此时，治理通胀的含义就在于已知货币价值和货币量对已有产能的匹配，以此调控生产扩大边界，让供需平衡起来，恢复相对稳定，主要从货币政策上进行反通胀治理（周小川，）可能就是表现这种转变的痕迹。在此新基础上，继续制定经济增量发展策略及预期新的规模。

 

[该帖子由作者于2008年5月11日 12:58:38最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