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央领导一再呼吁，甚至亲自为民工讨薪，民工自身也不惜做出种种极端之举以维护权利，但民工的生存状况并没有多大好转。弱势群体的民工被骗、被打，实在算不得什么新鲜事。至于极，竟发生了四五十名手持铁铲、钢管等凶器的暴徒——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武装分子了，狂殴二百余位因薪资不继而罢工的民工。在暴乱中，一名民工身亡，十名受伤，另外还有数名民工在被追打之下跳入滚滚东江，至今下落不明！

 

此情此景，让人很难相信这是发生在倡导“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和谐之意，在于人们相亲相爱，和睦共处，也即是先人教导的天下大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尤其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一切真诚的或伪善的人都明白的，无需过多申说。但看看事实，老板把民工逼至如此境地，和谐、社会主义之意哪里还有半分体现。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八十年前，上海的一位名为顾正红的纱厂工人，为提高薪酬与厂方交涉，被日本厂主乱枪打死。这里我并不想玩弄以古讽今的一套，一切都是因利益而起。二十余年来的改革开放，使社会上诞生了一批富裕的新阶层。人们满以为他们会依伟人的既定政策行事——先富带动后富，但遗憾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仅没有拉自己的同胞一把，反倒成了荼毒同胞的凶手。在同胞的血泪之上，他们还在建筑着财富之塔。

 

再完善的法律制度，也不能完全阻止罪恶的发生。然而，我们也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道德规范。百余年来的反传统运动，已经使传统道德对人们的影响力微乎其微了。古人大伤脑筋的“义利之辨”，在现在很多人看来，已经不是个问题了。改革开放的口子一开，穷怕了的人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利”，并奉其为最高宗旨。原始积累离不开血泪，逐利的过程充满欺压凌辱。但是，这毕竟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于是，在新阶层迅速得到权力层认同的情况下，非工非农、亦工亦农身份模糊的农民工便成了被吸脂吮膏的首选对象。

 

富人不仁，民工堪忧。上述的事件可以说是近些年来民工受迫害之集大成者。劳务输出大省、民工寄回若干亿元，这在某些省份看来，可能是一种令他们颇为满足的荣耀。但统计数字落实在民工身上，却是多少血泪与屈辱。背井离乡打工挣钱，只是一种最低层次的生存方式而已，他们拿到的也不过是社会财富的极小部分。且不论为富不仁者在他们身上犯下的种种罪恶，单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需要——家庭，对他们来说也太过奢侈。一年一度的家庭团聚远不能使他们满足。祖国的未来、他们的孩子，也在缺乏父母之爱的环境中艰难的成长。

 

然而，为了这些基本的生存，民工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们自己的生活，异于小康社会的常人。小康社会的常人，也没把他们当人来看：可以骗他们，不给他们工资；可以侮辱他们，不让他们坐公交；可以取笑他们，看他们跳楼；甚至可以打他们，直到一死十伤。

 

我想说的是，同社会上的所有人一样，民工也是血肉之躯，父母所养，有着常人的情感。每年年后离家时，听到嗷嗷待哺的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他们会掩面而泣，狠心离去；在受到欺侮时，他们会暗自舔舐伤口，为了生存忍辱负重。不知道想到这些，地方政府是否还炫耀的起来；为富不仁者是否会动一丝恻隐之心；打人的暴徒是否还会举起石头向已跳入东江的民工砸去？

同是天涯沦落人，哎！希望你以后的路好走！

觉得现在 民工和普通职工没什么差别的  新一代民工比城里人还城里人 我还经常被当民工呢

我曾写过一文，是关于今年5月厦门一位农民工兄弟自焚讨薪的，也贴到这里吧。我们只希望政府部门引起更多的重视，面对无数苦难和遭遇凌辱，有时候单个人真的很绝望，这危及到社会稳定和道德秩序的基石。

该文发在我的另一博客上。

 

资本的邪恶式傲慢

5月22日，一位严姓民工三番索要厦门市翔安区一建材厂发付1922元欠薪未果当场浇汽油自焚，造成特重度烧伤。让人为他揪心的，还有他和家人的凄凉境况：家里仅有200元现金，两个孩子要抚养，妻子怀孕要打掉……

见惯了民工讨薪的悲酸故事，在日益重视维护民工权益的今天，又一再上演，叫人为之扼腕愤怒。笔者愤怒的焦点集中在工厂方面兑现欠薪过程中的邪恶式傲慢。1922元的工资，对于偌大一家工厂的运转来说可谓九牛一毛，且劳动部门也已要求“立即发放工资”。“拔一毛以利民工而不为”，对民工百般刁难、拖延，终酿不可收拾的惨剧！工厂哪怕有一丝一毫设身处地站在民工境况下想一想，这邪恶的傲慢恐怕也会收敛。1922元工资，是那位年仅31岁民工的血汗钱，是等米下锅的急用钱，是全家人几个月的生活所仰！

惨剧发生后，工厂方面似乎终于放下傲慢，来到医院处理“善后事宜”。然而听听那位负责人说的话，满口只有推委和虚伪两个词：不同意民工辞职，是因为工厂规定民工必须找到顶替岗位者，还必须提前一个月申请。且不说不同意辞职逻辑上不能等同于拒发欠薪的理由，工厂要求民工辞职前必须找顶替者，这一点本身就不合法规。这种霸王条款把本属于工厂管理的风险全让民工背负了。工厂负责人信誓旦旦的“承诺”更是丑恶虚伪——到如此惨剧下，尚在“高调”地表态，说什么“至于欠严某的1000多元工资，工厂方面一分钱也不会少给他”。

呜呼！用不着笔者过于义愤的评述，司法应有公断。笔者纳闷的是，为何媒体报道时不点名那家工厂的厂名、负责人的姓名，还有那位民工的全名。惨剧发生的要素已经十分明了，点出真名不至于干扰司法审判程序吧。

工厂的邪恶傲慢源于劳资博弈中双方位势的严重不平衡，资本的强势催生了压榨民工的罪恶和悲剧。所以，我们不断看到民工为讨薪上演的惨剧：跳楼、自焚、服毒，以及另一种极端化“反抗”：刺杀老板、劫持老板；而在此之前，他们已经付出了极大的人力、心力、财力成本，试图通过正规的渠道奔走求告于有关部门。

近来对于民工的极端化讨薪，有人归纳出“跳楼秀”之类，真是一个无比残酷、毫无人性的词语创造！民工再怎么“秀”，也是资本违约在先，也是出于对傲慢资本的无奈反抗。难道发明这个字眼的人本来希望民工一个个真跳下楼去？！

今天，一位严姓民工兄弟在厦门自焚讨薪，这不是“秀”，是实实在在的难以承受资本的傲慢，难以承受生活的压迫。如果说“节制资本”具有天然的合理性，那么当下应当首先完善劳资机制以节制资本的邪恶式傲慢。迟来的正义等于非正义。对民工来说，迟来的血汗钱等于侵权，真正的生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