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view.news.qq.com/a/20080305/000017.htm
政协委员中利益群体的不均衡———政协中劳方界别的政协委员比例相当低甚至根本没有，哪里能指望他们站出来针锋相对地反驳张茵，捍卫自身在《劳动合同法》中的利益。政协委员中工农界别的委员比例偏低是个老问题了，去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舒安娜就批评说：我在政协农业界，可这里一个农民都没有。如工会界别，担任委员的很多是工会领导，真正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寥寥无几。
今年政协换届后有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呢？似乎没有，仍维持了往届“明星多、专家多、冠军多、老板多”的特点———这届委员中私企老板尤其多，包括曾荣登中国富豪榜榜首的张茵、世茂集团董事长许荣茂、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等，逾百位私营企业老板成为今年政协的“新贵”。政协成为私营老板和经济精英的俱乐部，工农委员仅仅是点缀，这种情况下代表资方、取消“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声音很容易成为一种独大的声音，劳方的声音缺席，没有委员站出来反驳资方的观点，不能在政协中形成公平的交锋和平等的博弈。这在前段时间的广州政协会议上已经出现过，企业界的委员集体一边倒地炮轰《劳动合同法》，政协上听不到代表劳方利益的声音。
有人会说，舆论会自然会反驳的观点，可舆论的反驳毕竟是间接的，其力量也比不上政协委员提案的政治影响力。而如果有工人委员能在政协上和提案中与张茵针锋相对地辩论，才能形成势均力敌的政治影响和平等的博弈。
一是既得利益群体。让进城的农民们享有和既得利益群体一样的社会地位和福利保障，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现有利益，因为新来的农民们也要养家户口，必须认真劳动和纳税。但是，既得利益群体的辞典里没有分享和竞争的概念，更不习惯原本社会地位很低的人突然和自己平起平坐，削弱自己因特殊身份带来的优越感。
二是国家制定新的户籍制度的大权，又偏偏掌握在以既得利益者为主的城里人手中，可以想见的是，制度每向公正走上一小步，他们的感受就像是自己操刀在自己的身上割下一块肉！想想看，制度改革能不难吗？
三是传统的改革套路难以在这项改革上发挥作用。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我们一直是用“尽量不触动既得利益者利益”这个前提下进行改革，在改革阻力很大的当时，这种做法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在改革的攻坚阶段，这一策略早已显得疲软，如果仍抱着这个思维不放，改革只能陷入僵局。其实，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对垄断性国企的改革之所以难有突破，也是这个原因。
如物业费一直困扰厦门居民的生活的一项收费.收费不合理全由物价局定价.但物价局定的价全是由物业处送上去的价格报告订出来的当然是代表一方的利益.没有听到另一方业主的意愿.导致厦门物业收费以按平方来收费.若一百平方建筑面积就按一百平方收费.实是属于不合理收费. 价格岂能是由物价局来定业主的管家收费. 但是相关制定者都是利益代表同时又是委员.当然更代表既得利益群体,一个月750元最低生活保障下.制定的物业收费应当按户来收费才合理.每一户收费40元. 如果物业部门不愿意来管理.完全可以由业主自行来管理.自行招保安招卫生员.不一定要物业公司来高级收费管理.
厦门的广电收费关于数字收费整体转换也是先免费放发后再强行收费.民众反感很大.但是代表们的代表最后全是代表广电行为.同时也收费.说明代表普通的人民的声音根本没有.既得利益群体岂能轻易放弃咬下的这块大蛋糕.民众只能当刀下的肉任收费.
50-60年代称工人大叔,农民伯伯,70-80年代称工人老大哥,农民兄弟,80年代到现在称下刚工人,农民工,农民没有地位.
今年的全国政协、人大两会委员及代表中，有12名来自证券监管机构，较此前明显增加。
其中，全国人大代表有中国证监会市场部副主任欧阳泽华，湖南证监局局长杨晓嘉，江苏证监局局长左红，吉林证监局局长江连海，湖北证监局局长黄有根，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总经理朱玉辰和大连商品交易所总经理刘新强。
此次这12位代表委员只是正好通过“两会”的契机，以提交议案的方式提出建议。
“相比其他法律条文，印花税的调整流程并不复杂，不然也不会出现‘5·30’式的突发性事件。”业内人士表示。
年收入（什么收入都算）在两万元以下的国民，不下十亿人，他们全家吃住费、学费、医疗费、交通费、通讯费、五花八门的杂项开支，生活紧张。这个阶层应在委员中应占多大比例呀？？？
有大学生挂人才市场都30了，大学毕业也5年了，从来没投过票，也没人叫投票！更严重的是他不知道算那里人，到目前算是中国人吧！挂人才的户口属集体户口.
因为工农群众实际上人数最多，但是他们却没有权利选举代表自己利益的代表，所以，他们的声音听不到。所以农民的贫穷始终没有得到解放.为建城市以前从农民那取得的全放在城市.现在要开始建新农村.但没有代表还是声音高但实质没改变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