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化保守派并不是指“保皇派”，不是顽固地维护满清皇权的人，民初文化保守派主流是反君权的，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那么他们是保什么守呢？这得从第一个公认的现代文化史上的保守团体主张说起，这个团体就是“国粹派”。1902年邓实、黄节等人在上海创办《政艺通报》，至1905年又成立“国学保存会”，发行《国粹学报》；次年章炳麟到日本，在日本开“国学讲习会”“国粹振兴社”，他时任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主编，改变刊物原来的风格和路线，办成国学刊物，至此，章炳麟、刘师培等人发起的组织和活动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文化保守运动。章氏等人认为“国必有学而始立，学必以粹为有用，国不学则不国，学非粹则非学，非学不国，其将何以自存矣”，什么是国粹，章炳麟说国粹即是历史，其言有三个维度：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迹，换言之，国粹必有寻章考据、文字训诂、诠释钩沉之功夫作为基础前提。为何要这样做，他们认为欧洲文艺复兴正是从复兴古学着手，以为“欧洲以复古学，科学遂兴，吾国至斯，言复古已晚，而犹不急起直追，力自振拔，将任其沦坟典于草莽，坐冠带于涂炭，侪于巫由、红棕到会之列而后快乎？必不然矣！”这班人提倡国故，但并不拥君，甚至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君学是以“人君之是非为是非者”，是导致宋之后六百年中国国破家亡，外祸不迭的主要原因。再说康有为，康氏欲设孔教的想法由来已久，清末民国在他的四处奔走下，1912年前后国内不少地方尊孔组织纷纷建立。所谓孔教者设儒学为国教，立孔子为教主，借此保存中国文明，让中国有一个万世维系的旗帜，国家文化的主心骨，在他看来孔教不保，国不为国。在保国的前提下，他也主张学习欧洲等其它文明，例如他主张政教分离，政与教“双轮并驰，以相救助”，国魂是孔教，是儒家文化，国之政体、物器与生活可以西化一点不要紧。章、康，包括梁启超，都是一生流质多变、复杂而坚执的人物，其变化不以外界立，凭其内心精神元素的重组，这几位都有激进地主张民族主义的时候，章最早，对满清之鞭笞最力，内心世界也最宽广，融治诸子、佛学也最深广。
上面说的是“老式”文化保守主义者，除了上面提到的，著名的还有辜鸿铭、林纾、陈恨我、“王敬轩”（王氏是新文化运动主将钱玄同一篇著名论战文章中假设一个论敌的化名）等。这些人有一些共同特点，都是前清旧式文人，乡绅型知识分子，儒家经典烂熟于胸，真挚朴实，执拗刚坚；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不通外语，没有到过西方，对西方文明的原典、物器、社会、风俗等完全没有第一手的接触；他们都有极深极扎实的国学功力，不少人成为一代大师与名家。于是他们身上国学强、西学弱，对照鲜明，至使他们在新学面前对西学的批判，很难有让对方敬服的话语权。这是第一代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先天不足”。
对“五四”新派来说，让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们最大压力，或者说某种程度上让新学最难应负的是新派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是另有一班新人，“第二代”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著名例如章士钊、张君劢、杜亚泉，学衡派的吴宓、梅光迪、胡先骕，还有汤用彤。这班人一是年轻，二是均于清末新学堂兴起时开始接受知识，并且绝大多数有留洋经历，不少人还有博士学位，是某些领域内的新型专家，又大多居新型大学里面（特例者是梁漱溟，他没有留洋经历，但善用翻译成果）。这些条件与身价不亚于新文化运动的任何一位思想领袖，因此他们起来倡国学反西化，号召力就与新文化旗鼓相当了。这班人的特点，一是真正地学贯中西，知识专深，对西方最新文明成果深有体会并且有所专长，二是他们留洋的经历让他们设身感受到西方某些层面的真相，让他们对西方文明当时阶段的得失及原因，有直接的认识；三是当年他们留洋所学时，西方内部对启蒙以来现代性与现代化的批判反思已成果颇丰，其吸收消化后说出来的话，高明贴切于老式人等，如章士钊、梁漱溟等人提出中国一定要“以农立国”，反对走西方工业化的路子，其论“恰恰是在寂寞的识字大众和中下层知识分子中，似乎引起了情感上的共鸣”（艾恺语）；如梅光迪、胡先骕率先发起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演变成新旧学论战，其二人所本就是他们的老师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梅氏直言“美国的新人文主义运动乃是中国人文主义运动的思想泉源及动力”，吴宓也说自己也得白氏和穆尔氏教导，“持此所得之区区以归，故更能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其次如张君劢借其在德国之师倭伊铿及当年影响甚巨的柏格森学说，以“主体”“先验理念”“精神”等概念为中国文化之保守辩护。还有一个当然要提的就不梁漱溟，此公30不到已于1921年发表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名震全国，其著作频频引用柏格森、倭伊铿、罗素、杜威、克鲁泡特金等大师观点来说东方文明传统的优秀，指出未来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关不羽兄上次讨论时曾说，当年旧的力量不大，我说不是，旧的力量依然很大，这里“旧”就是指“中体西用”主张的文化保守派。大到什么程度，我在当时关兄主帖下的一篇长篇回帖（后以《“五四”反的“旧”是什么含义：回关不羽兄》发在我的博客里）中谈了几个方面，如果要补充的话，就是体现在新派文化保守主义其主张在当年国内知识界、青年界、城乡的影响。艾恺的研究说，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集中于沿海的大城市学术圈内，而“对缺乏表述能力、知识平庸的广大衬会层面的影响则极为有限”。如果还有提的，梁启超欧洲行回国后发表的《欧游心影录》影响非常大，“科学在欧洲已经破产了，这是梁任公说的”，这是乡间绅士说的话。贴近中国广大城乡基层乡绅、小地主、小生产者，这方面恰是保守派的长处或者强项。
但是，保守派最终还是倒掉了，零碎下去，再次进入思想史、学术史范畴，而“五四”新文化却实实在在成为一段历史意识形态的正统主角。为何这样，在我看来，那段历史前后的因果注定了保守派必然倒掉。
一、“五四”那场学生运动，让新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曝光率，让新文化拉近了与大众、城乡士绅间的距离。1919年5月4日那场学生壮举，是半策划半失控的结果，所谓策划有两层，一是学生们策划了当天的大游行，地点时间都让当局知道，并且得到默许，策划二是火烧赵家楼，也是有事前策划，其行动者为北高师大的个别激进学生。数千名学生的行为，中外报章均作了报道，立刻轰动不已，无数国人为之拍掌，新文化最高曝光率之时竟然神奇地戴着“爱国”“民族主义”的面孔，让国人赞赏和兴奋，全国在巴黎和会后的愤怒得到了有效的宣泄。当然罗家伦、博斯年等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几个小时就成为全中国的大红人，大英雄，其师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的文化主张自然也引起媒体与舆论的关注，马上走出了大学。
搞群众运动，罢工、罢市、罢课，游行示威，直接向当局施压，这一手段文化保守主义或许不肖，也不擅长，但新文化运动却把革命从文学思想轻易地转变成行动，走在了市民的前面，为底层人民效仿。文化改革当然不能走群众激进革命的运动，但政治诉求、权益诉求，群众愿望的表达，却又不能如文化保守主义那样文斯和学究气。新文化手段之强硬取悦了国人，也为后来的共产党和国民党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于是在人气上，新文化运动逐步超越了文化保守主义，因为问题的焦点不在文化而在政治，由于文化思想上的革命意向，用到政治上收效就立见了。
二、政治政党和领袖的青睐。这个因素很多谈“五四”的人没有注意到，事实上当然是非常重要。孙中山在1911年之后，学习西方的立宪民主政体的热情和信念逐步减退，越来越想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五四”前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再加上巴黎和会的结果以及中国政府的无奈屈辱，让他更坚定了仿效苏俄的决心，其对马克思列宁学说的兴趣也大增，包括他身边一些有理论才能的年青人如戴季陶、朱执信、胡汉民等也接受了列宁那一套国家建设理论。这是不久后出现的联俄国、联共的思想基础，也是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传播在政治层面上获得合法性的前提。文化保守派中新派人物力主的“以农立国”并没有得到政治权威人物的认同，工业化对于一个强大的中国来说太必要了，在经济上它是头等大事。文化保守派又落空了一着。
三、新文化为最年轻激情的群体的个人生活提供了崭新的合法性。这一点我以前说过，新文化运动非常强调个人的自由权利，恋爱自主、婚姻自由，反对中国传统式婚姻，这对于不论城乡的年青年，都具有无比激动的吸引力，其合理性也自不待言。这里我要补充一下的是，新文化运动关注“人”远比文化保守派为贴近真实，人的问题越出了当年讨论的文化之域，以文化压制人性，特别是年青人的自主心理，“五四”之后，向父母、祖父母说“不”，更多年青人敢这样做了。对人的权益多样性捍卫上，对自由诸于自我之实现上，新文化直接给予了新生代自己争取幸福的话语权，文化传统之保守让他们联想到回到父母之命的阴暗，这种抗拒与戒备之心使其对传统的批判之心理动力，远大于维护传统承继之必要的理性判断力。保守派必然在这部分青年中失去市场。
四、1923-1927年间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在城乡的传播与实践。“五四”之后，孙中山掌权，共产党诞生，国共合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城乡迅速传播并且出现了极端的地方尝试，最后导致孙中山死后，蒋介石对共产党采取镇压和清洗。“五四”后，许多已经成为全面反传统的年轻人，1924年前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有赖于列宁新发表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及其对西方的评价，不仅中共接受连国民党中很多政客，以及亲国民党的知识分子都接受，认为切中要害，这样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潮批判武器，同时对准了中国传统和西方资本主义，可谓利害得很。而1925年发生的“五卅惨案”更提供了国人图解式地套用马列主义中关于帝国主义与新兴无产阶级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的鲜活例子，阶级斗争理论开始在城乡传播并收获了一批中下层的小知识分子、工人中的活跃分子、农村中的激进家户。
在1924-1927年间，马克思主义的风头远劲于任何一个西方的“主义”，要命的是这种理论极具实践煽动性，透过这个理论人们很容易找到自己要仇恨的对象，这个对象不是文化，不是观念，而是活生生的人，是阶级的人利用一套传统观念来剥削劳动人民，让人民长期受蒙蔽。于是革命之火借“五四”之后的新思维，山雨欲来。而蒋介石不象孙中山，孙中山对“五四”的态度不反面，而蒋却基本是负面的，他更热衷于文化保守，尽管他披着一套基督教徒的外衣。在国共决裂后，文化保守因为蒋的些许扶持而反更难在共产党这里获得真正的支持。
五、传播策略上不及新文化。《新青年》成为亲文化运动的核心刊物，影响甚巨，学者陈平原先生的一专文探讨其以“运动”推进文学事业的策略（见氏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新文化非常高明地选取了普罗大众特别是年青人非常喜欢的文学作为突破口，以文学革命推运思想变革，这一突破口远比文化保守来得深入人心。这方面，他们利用了晚清白话文运动作为铺垫，以“集团式作战”把新文学运动推进得出奇的顺利。“五四”之后，《新青年》联合刘复、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人搞了《国语统一进行方法》议案，竟在1920年获教育部批准，在是年秋开始“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陈平原先生评：“正因为是‘群众运动’而非‘个人著述’，可以吸引无数英雄豪杰，因而也就有赖于所谓的‘策划’‘组织’与‘协调’。这对于‘以杂志为中心’的同人来说，是再恰当不过的好题目”，当然这种方法也有得失，“正是这种过于注重提倡、讲究策略、追求效果，而相对忽略细致入微的学理”。但整个文化保守运动高层专深的学术研究多，而中下层的开新保本举动少，这是他们坚持“个人著述”的结果，与新文化恰相反，新文化是高端成果甚少，除了胡适等个别人的理论探索和研究外，许多最早的新文化文章没有可以成为传世经典的成就，但那个躁动的年代，新文化运动更有取胜于民的可能性。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传播策略上的失败，这也另一个值得探究的地方。
六、与时代跟贴得不够紧。文化保守主义总体关注的问题有三：1、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2、传统与现代的关系；3、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话题比较大，除了保国粹比较硬，比较鲜明之外，其它现代化的主张比较软，他们对中国人急于要解决的两大问题——新的中国和新的人民——没有见效快的具体方案，同时虽然有梁漱溟和陶行知乡村教育的伟大实践，总体对国粹保护处于少范围内。如何在“新”之中保留传统的，而不是在保传统的大前提下，谈如何新，这两者的正反关系，文化保守主义明显倾向后者，突出中国文化的德化、民族的群体存在。如果说新文化对中国传统的否定太绝对的话，那文化保守主义对最新的资本主义西方的否定也一样有此毛病。但是两者相比，文化保守派的说服力在当时的确还是弱了下来，就是人家的强大是放在眼前的事实，你有什么办法既可克服现代化的困境比能摆脱被凌辱的命运立于世界之林？甚至有些保守论者本身就反现代化。
